新聞回顧：山西臨汾自潰壩事故以來半年無人任市委書記

　　去年山西臨汾市的“襄汾潰壩”事故，直接導致時任山西省長的孟學農去職，孟學農所留“晉官難當”成為四字“真言”。“襄汾潰壩”事件后，臨汾市市委書記夏振貴停職檢查至今，代市長羅清宇主持工作已半年，目前仍無適當人選任市委書記，往年此時已召開的地方“兩會”至今尚未召開。(3月31日《新文化報》)

　　這些年，聽到過太多關于“官難當”的感嘆。盡管說，這些感嘆之中也包含著太多矯情與推脫，不過，如果把這樣的感嘆與“山西”這個地點聯系起來，多多少少又會獲得一定的民意直觀認同。畢竟，山西三年就換了四任省長，而臨汾三年竟然也換了四任市長。在這樣的“晉官難當”語境下，臨汾市市委書記被看成是官場的“燙手山芋”，也就不難理解了。

　　報道中說，臨汾為官之難，更在于當地各種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空降”的領導很難理順各種關系。“不在這里經營個十年八年，很難撼動地方勢力。”這實際意味著，“晉官難當”，就在于這里的官員缺乏一種與地方利益集團進行平等博弈的力量。連強大的政府公權力都無法與特定的利益集團進行博弈，那么，在這種地方發生民生被脅迫捆綁，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事情，自然也就不難理解了。

　　現在的問題關鍵在于，到底是派到這里的官員本身就不是“德才兼備”呢，還是這里的地方勢力太過強大無從撼動呢？很顯然，過度夸大官員個體力量以及地方勢力的強弱，來強調相關官場博弈艱難，并不符合現代民主與法治的價值本義。畢竟，哪里都有利益博弈，而法治就是調節相關博弈最重要的平衡器，民主就是保證法治施行的關鍵動力。也就是說，“晉官難當”，說到底，還是在于民主與法治在這里出現了嚴重的失靈。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問責制是官員頭上的“緊箍咒”，但是，在權責明確已經成為官場政治普遍認同的今天，只要是真正按照民主精神，在法治的框架內辦事，在權力與責任之間，就會有著一條明晰的界線。那種僅僅把眼睛盯在諸如《黨內監督條例》《紀律處分條例》之類的問責懲罰制度上，而不注重把權力運行納入到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中，最終才會陷于“官難當”的迷局。那么多官員在山西栽了跟頭，這種官場生態的惡化直接動因是地方勢力的掣肘，究其根本，還是民主與法治力量被長期弱化的結果。

　　“晉官難當”不能成為官場的“地域歧視”，反而應該作為一個真正選用德才兼備官員，來提升權力品質與民主政治的試驗場。民主是個好東西，關鍵就是權力能不能真正尊重并運用好這個好東西。權力之所以淪陷，就是因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和監督；地方基層組織之所以出現“黑惡化”，血酬經濟之所以盛行，就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法治與執行。而解決這些權力監督與法治執行問題，離開民主制度與原則，別無它途。一句話，要想“晉官好當”，就是要從上到下都得老老實實地按照民主與法治的原則辦事。(單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