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抱怨如今吏治太渙散和公務員太好當，公務員們一定會義憤填膺地跳起來反駁，誰說制度對官員管得不嚴，誰說現在公務員當得很舒服？連開會打個瞌睡、上班玩個牌都可能遭到嚴厲訓斥甚至丟掉烏紗帽，還要怎么嚴啊？這種憤懣是有依據的，比如3月31日媒體就披露了兩條新聞：陜西高院院長在反腐會上中斷講話斥責打瞌睡干部：希望3位打了很長瞌睡的同志自己能“覺醒”；四川南充4名公務員上班打牌被網友曝光后，已遭當地相關部門解聘。

　　類似新聞最近屢見不鮮。什么領導怒斥瞌睡干部的，紀委偷拍監督公務員上班打牌的，開會打個瞌睡就被免職的，政府規定公務員上班時不準閑聊的——從瞌睡、閑聊到打牌，在這些小問題上又是怒斥又是撤職，看上去確實很嚴。

　　剛開始出現這類新聞時，我也被領導的嚴厲所感染，油然生出一種納稅人的快意。不過當這種瞌睡引起的怒斥和問責新聞越來越多的時候，快感被日益強烈的反感所代替。

　　首先反感的是那種情緒化的問責。正如今年兩會上政協委員李漢宇所說的，問責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不能情緒化，可如今許多地方問責就是越來越情緒化。問責不是依據違法情況和錯誤大小，而是取決于媒體與社會的關注程度，只有某個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關注時，有關部門才會啟動問責制，處理幾個官員給輿論一個交代。所謂的問責風暴很容易受民眾情緒和領導情緒的影響。比如四川南充那幾個上班打牌的干部就是，如果不是有人把圖片貼到網上激起公憤，根本不會有這么重的懲罰。陜西高院院長怒斥瞌睡干部也帶著明顯的情緒化成分，陜西這還算輕，僅僅是怒斥。某地幾個官員開會瞌睡時的形象被記者抓拍并貼到網上成為新聞后，幾個人竟然被撤職了，情緒化就更明顯了。

　　這種情緒化的問責，除了強化了下級對上級權威的絕對服從，對官員傳遞了“做壞事可以，但千萬別被媒體盯上”的曖昧暗示外，根本沒有其他威懾效果。

　　最讓人反感的是，這種對公務員看似很嚴厲的管理，其實都只不過集中在一些雞毛蒜皮、無傷大雅、無關緊要的小事上，而在真正涉及權力監督、官員廉腐等核心吏治問題上，卻缺少這種一劍封喉、雷厲風行的問責。以小事上不近人情、近乎苛求的嚴厲，營造了一種嚴治幻覺。無能反腐敗，無法管住官員的手，就以痛斥瞌睡、嚴懲打牌、重罰閑聊之類來自欺欺人，仿佛管得很嚴。

　　開會時打瞌睡，上班時閑聊和打牌，這些事雖事關公務員形象和行政效率，但都算是小事情，屬非常幼稚化、非常淺表化的管理問題——這些問題是該在幼兒園階段就解決的問題，不該到公務員了還當作大事來強調和嚴管。公務員群體還需進行這些幼稚化管理，恰恰是這個群體的恥辱。嚴管應該用在哪些事務上呢？應該用在那些維護公務員核心職業倫理的制度上，比如在財產公開上必須嚴厲，因為這與一個官員的廉潔清正與否密切相關。比如對公務員配偶子女就業的監督必須嚴，一位著名反腐專家曾說過：要知道一個官員是貪是廉，看看其子女和親屬的從業情況就清清楚楚了，這方面也應該嚴。還有，對公共財政監督必須嚴，財政是腐敗的經濟基礎，盯緊了財政起碼能遏制住一大半腐敗，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公款旅游就沒有了來源。還有人事任免、政務公開、權力約束等方面。

　　我們的“嚴厲”恰恰沒有體現在這些核心制度方面，而都用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面。打個瞌睡領導會怒斥，上班打牌被曝光了領導會怒斥，閑聊會被撤職——可在那些事關權錢勾結、權力濫用、財政濫用之類的大事上，我們卻很少看到這種嚴厲。小事上的嚴厲，掩蓋了關鍵事務上的制度真空，營造了一種欺人的幻覺。我們的吏治資源，常浪費在這些無關痛癢的小事上。

　　當然了，由于監督體制所限和政務不公開，媒體監督不到更深層次的腐敗，看不到權力更深層次的運作，也只能在官員打不打瞌睡、上班閑不閑聊、有沒有打牌之類看得見的淺層事務上，進行一些監督，曝一些光揭一些丑——媒體受現實所限的狹窄監督視角，又刺激著上級對這些“媒體看得見的事務”高度重視，于是，許多地方領導越來越熱衷于怒斥會場瞌睡蟲，因為這最容易被媒體注視到，這種怒斥也最能贏得掌聲。(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