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雜志記者/陳昕曄 實習記者/李夢

　　最近，十四世達賴喇嘛對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發動了一次舉世皆知的攻擊。

　　達賴的攻擊目標是3月7日楊潔篪就記者提問所做出的回答：“達賴方面提出要在中國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他的所謂‘大藏區’，要趕走駐扎在那里守衛中國國土的中國軍隊，要趕走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其他民族的中國人。這樣的人是一個宗教人士嗎？”

　　3月1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的記者招待會上稱，“我從來沒有說過解放軍應該撤出西藏”，“我從來沒有說過所有的非藏人都應該從西藏遷移出去”，并說，“請大家代表我問中國外長，我什么時候說過那樣的話？”“他不是出于憤怒就是完全在撒謊，他必須給出證據。”

　　3月13日，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全國“兩會”結束后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法國《費加羅報》記者提問時說：“如果大家查一查1987年在美國達賴喇嘛發表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和198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的‘七點新建議’，那里都明確講到，要中國軍隊和軍事設施撤離西藏，要立即制止漢人遷入，已經進入的要撤離。白紙黑字，達賴喇嘛要糾正是可以的，但是要賴是賴不掉的。”

　　西方自造“香格里拉的囚徒”

　　“達賴根據國際關系和世界形勢的變化，不斷在調整他的策略。”北京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杜永彬對《環球》雜志記者指出，西方學者早期關于西方的著作，對西藏的描寫大部分是負面的，對西藏和藏族是藐視和俯視的姿態，但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由于冷戰時期的形勢需要，西方人開始轉向美化西藏，制造了香格里拉的神話，他們認為的西藏的真實其實是想象中的真實，而對真實的西藏，他們反而認為是不真實的。

　　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錢小芊曾經講過這樣一件事：一些美國議員對西藏問題橫加指責，但他們和錢小芊談過之后卻尷尬不已，因為在地球儀上，一些議員竟找不到西藏在哪里。西藏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一些熱衷談論西藏的人并不了解，于是西方人陷入了思想上的困境，杜永彬把這種現象稱為“香格里拉的囚徒”。

　　杜永彬指出，針對部分西方人和西方媒體的“需要”，達賴和一些流亡藏人，根據國際關系的變化，不斷包裝出一個個西方人需要的西藏，達賴也在不斷調整自己的策略。

　　從1960年到1977年，達賴發表了12篇“3·10”講話，公然宣稱“藏獨”；1978年看到國際形勢于其不利，此后幾年“3·10”講話中，達賴有意回避了“獨立”的字眼；1989年，發生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達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社會主義不行了”，1990年的“3·10”講話中，達賴稱“所有的藏民”“渴望”“完全獨立”；以后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世界形勢趨于緩和，達賴集團再次轉變了方式，提出希望與中央政府進行對話，達賴在不同場合講過“大藏區”、“高度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在中國憲法框架內的自治”。

　　香港《文匯報》北京新聞中心執行總編輯彭凱雷從1998年開始追蹤西方媒體對西藏報道。在接受《環球》雜志記者采訪時，他將達賴“媒體攻略”的重心，歸結為“把握‘大勢’，聞雞起舞”。他指出，世界形勢從冷戰對立到現在尋求對話、談判，達賴對這一點非常敏感，所以“他也在講對話，講‘憲法框架內的自治’”。但是，這些都只是他的講話，而真正白紙黑字，形成文件的還是1987年在美國達賴喇嘛發表的“西藏五點和平計劃”和199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發表的“七點新建議”，這些是有文件的。至于他那些即興式的演講，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的話，可以發現這些東西并沒有形成文件，只是說說而已。

　　為吸引西方媒體不斷爆料

　　“只有對記者不斷爆料，才能吸引滿足西方媒體的需求。所以，達賴會在不同的時間、地點，故意語不驚人死不休。”彭凱雷從媒體從業者的專業角度分析說。

　　“達賴能將很多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說得跟真的一樣。”彭凱雷講了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對達賴的直接歪曲的一次反擊：2008年“3·14”打砸搶燒事件發生之后，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向巴平措說：“前幾天達賴在回答記者會提問時說，西藏的群眾、干部，包括黨員，好像都心向著他。他甚至說不相信藏人，相信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叫熱地，一個叫向巴平措。他說，其實這兩個人也通過各種途徑，希望達賴為他們祈禱。”向巴平措在記者會上反問說，“我向他(達賴)可以公布一下，熱地和向巴平措是通過什么途徑，通過什么人，要求他祈禱的。”

　　彭凱雷說，直到現在，人們沒有聽到達賴對向巴平措反問的任何回應，達賴要的是向西方媒體爆料，吸引記者對他的關注。

　　在彭凱雷看來，達賴對付媒體的一個手法，是把觀點當新聞，在西方媒體對達賴的很多訪談中看不到新聞事實，而是達賴個人在不斷發表觀點，宣講“教義”。

　　達賴拋給西方記者更大的料是與歐美政客的頻繁接觸。“西方領導人+達賴”，對西方記者來說無疑是猛料。而這些“拜訪”活動的背后，是“藏獨”分子在美國的游說和公關活動。

　　甲日·洛迪和格桑堅贊分別是達賴在美國和歐洲的代表。2007年10月18日，達賴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與美國總統布什的會面。據美國媒體披露，此事能成，正是由于“甲日·洛迪走進一個又一個議員的辦公室(拜票)”。

　　作為說客，甲日徘徊于國會山、白宮長達近20年。離美國國會山不遠的世界銀行總部大樓也是他經常光顧的地方。甲日的辦公地點，在華盛頓的杜邦環島，它是“藏獨”分子游說活動的總部。有位美國國會議員的助手稱，甲日所在的“藏獨”組織“是華盛頓最會鉆營的游說機構之一”。據報道，這個組織與海外“藏獨”勢力關系密切，經常共同游說美國國會。據美國披露政界內幕的報紙《政客》報道，該組織的成員瑪麗·貝斯·馬基與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關系頗深。佩洛西2008年3月21日在印度會見達賴，就是她在其中牽線搭橋。

　　達賴在歐洲活動時，格桑堅贊時常貼身相伴。格桑堅贊的英語、德語和法語都不錯，因為達賴的外語水平一般，他就負責“提詞”。據一份資料顯示，1992年之前，格桑堅贊就被吸收進了達賴集團設立在瑞士的“辦事處”，后被召到位于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集團大本營，獲得“提拔”，1999年出任達賴在歐盟的正式代表。

　　有節奏地制造事端

　　2009年的3月是不平靜的，就在達賴頻頻作秀的同時，“藏獨”分子也沒閑著。據新華社記者報道：

　　2月25日，藏歷新年的第一天，大約250名“藏獨”支持者跑到了聯合國總部大樓抗議，希望聯合國介入“西藏事務”，向中國政府施壓。“藏獨”分子為達賴樹立起象征性的神殿，擺上食物、蠟燭和“藏獨”旗幟，上演了一場抗議秀；

　　2月24日，中國駐尼泊爾使館得到情報說當晚有人要向領事部扔炸彈，次日凌晨，炸彈沒有炸響，但使館領事部的外墻上，出現了一些藍色顏料涂上去的“藏獨”標語。與此同時，在尼泊爾波熱地區的四個難民社區，“藏青會”煽動民眾舉行抗議活動。2月27日，尼泊爾警方在加德滿都等地抓捕了29名“藏獨”分子，警方說，這些人企圖在3月10日在尼泊爾進行反華活動。一名被捕者承認，他在一個星期前曾在印度與達賴會面；

　　2月26日早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藏青會”組織200多名流亡藏人從甘地墓地至印度國會大街展開了6公里的游行示威；

　　在歐洲，“藏獨”分子則是大造文化攻勢。德國“藏獨”分子參加了德國各地的狂歡游行，將達賴肖像搬進花車，開進科隆狂歡節的游行隊伍中……

　　這樣，在接近“3·14”和達賴50年前出逃的日子，“藏獨”分子頻頻發動事端，有了事件，就有了新聞，就可以登上“西方媒體”的版面，這是達賴“媒體手段”的一個環節。

　　在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之前，達賴也采取了同樣的手段，吸引西方媒體的注意。

　　美國《紐約時報》2008年4月14日的一則報道披露了“藏獨”分子自述他們是如何利用各種手段吸引媒體注意的：在北京獲得奧運會舉辦權后的7年時間里，大批在西方國家的“藏獨”組織迅速建立了一個“傳播計劃”。美國某“藏獨”組織的“董事會成員”旺楚夏格巴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他們各個組織間的關聯性很小，對于他們而言，“唯一能夠說話的方式就是通過各個媒體了”。

　　另外一個“藏獨”組織則每月舉行會議，而其中“媒體訓練”成為重點，其中包括“如何在短時間內吸引媒體”。該“藏獨”組織協調員門多薩稱：“媒體是傳達我們觀點的‘非常有效的工具’”。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還披露說，這些“藏獨”組織還會定期舉行各種示威活動的“訓練營”，其目的就是為了用各種出位的方法賺取媒體的注意力。參加“訓練營”的“藏獨”分子會學習如何“組織抗議者”，如何“對付警察”，甚至還會學習“用繩子攀爬”和“街頭游擊戰”這樣的示威訓練。

　　每次遇到重要事件、敏感年份，達賴就要借大事，為西方媒體“制造新聞”。據一則公開報道的統計，今年1月22日至2月23日，一個月中，“境外媒體的涉藏引文報道，共632篇，與去年同期的429篇相比增加近50%。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衛報》等西方主流媒體的涉藏英文報道比去年增加了1倍多。”

　　包裝自己

　　達賴喇嘛與西方打交道幾十年，深諳西方人文氣象，因此有意避免采用純粹的政治路線。在與西方人打交道時，達賴總是示以“和藹老人”的形象。美國《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指出，“達賴喇嘛對藏人和對西方人是不同的。對藏人，他是以前的達賴喇嘛，嚴肅而直接地告訴藏人應該做什么。而對于西方人，他并不示以道德上高高在上，裝模作樣，而是表現得和藹可親，談著自己對佛教實踐的領悟。”達賴的表象，正是他的傳播手段，也是他要刻意傳達的信息。

　　彭凱雷表示，達賴經常表現得姿態非常低，他看重的是效果，達賴表現得和記者像老朋友一樣，讓記者覺得自己才是最了解達賴的，從而愿意多采訪、報道他。“兩會”期間，在向巴平措的記者會上，有境外記者在提問時說：“據我所知，達賴的設想是如果他返回西藏，要解散流亡政府，只做一個和尚。”這個記者這樣發問，因為他覺得，達賴對他講了心里話，所以是“據我所知”，不過，似乎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達賴想要的絕不是“只做一個和尚”。

　　杜永彬指出，達賴和流亡藏人與西方互動、影響西方人的一種重要方式是通過傳媒，其中包括流亡藏人自己辦的媒體和互聯網，經常是他們打個電話了解到的道聽途說，不加鑒別放在網站上，很多是虛假的新聞；第二種通過傳媒影響西方人的方式，就是借助西方傳媒，還有紐約的“西藏之家”，其創辦人是美國兩個著名的“藏獨”分子，理查·基爾和羅伯特·瑟曼。

　　據現居住在德國的美國學者威廉·恩達爾撰文披露，達賴的《西藏時報》、“西藏多媒體中心”及“西藏人權民主中心”都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資金。“國家民主基金會”看似獨立的非政府組織，但只不過是中情局秘密行動的延續，其首任主席魏因施泰因1991年便曾明言：“很多我們做的事情，都是中情局25年前秘密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