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接觸商談的動機

　　2008年“3·14”事件之后，7月和10月，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兩次來京，他是經(jīng)過中央政府允許，來進行接觸商談的。

　　“這期間我們也在藏研中心見了面，開了兩次座談會。”拉巴平措告訴《環(huán)球》，對方想多了解一些中國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相應地，我們著重對憲法和《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的形成和實施情況，做了很有深度的介紹。“他不得不承認我們在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達賴叛逃之后，中央與其代表的接觸，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接受《環(huán)球》雜志采訪時，中共中央黨校胡巖教授說，“當時談到了達賴喇嘛落葉歸根的問題。”

　　1979年初，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來到北京，較集中地談到了有關達賴等人回國的問題。3月2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并特別指明兩點：一、1959年西藏的叛亂是不好的；二、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回國只能作為內(nèi)部問題來談，不能作為國家與國家的對話，這是根本問題。嘉樂頓珠曾表示，他是作為一個可靠的聯(lián)絡員，回國內(nèi)聽取中央意見的。

　　“中美建交后，達賴集團在國際上的政治處境越來越困難，因此也想回來試探一下。”王小彬說，但后來達賴方面的接觸動機發(fā)生了變化。

　　1982年4月，達賴的姐夫彭措扎西來京，表達了達賴喇嘛所謂的“新想法”，提出要建立統(tǒng)一的“大藏族自治區(qū)”。1987年初，他又代表達賴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三種設想：“清朝模式”(派“駐藏大臣”)；“蘇聯(lián)模式”(建立聯(lián)邦制)；“大藏族行政區(qū)”。對此，中央的回答是：希望達賴喇嘛從實際出發(fā)，不要抱任何幻想，搞“西藏獨立”是沒有前途的。

　　2002年~2007年，達賴的私人代表又先后6次回國與中央接談。每一次，中央都對達賴方面的分裂主義言行及所謂“中間道路”的“藏獨”本質(zhì)進行了揭露，同時要求達賴方面必須真正約束境外“藏獨”分子，停止分裂活動。

　　2008年春，達賴集團的分裂主義活動達到猖狂程度。“3·14”之后，達賴集團一方面對中央高調(diào)攻擊、污蔑，一方面又多次請求進行接觸。

　　在拉巴平措看來，這既表明“藏獨”想在國際上炒熱“西藏問題”，借助西方勢力來施壓，也反映了達賴分裂集團已進入一個“關鍵時期”——寄希望于在達賴有生之年能從與中央政府的商談中取得一點突破。“甲日·洛迪2008年一年之內(nèi)來北京三次，很能說明達賴集團的焦急心態(tài)。”

　　據(jù)介紹，在北京，甲日·洛迪說達賴對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沒有任何責任，這種狡辯被中央代表用事實揭穿：達賴在“3·14”事件發(fā)生后立即發(fā)表了聲明，公開表示無論藏人在何時做何事他都不會要求他們停下來。甲日·洛迪說達賴沒有破壞奧運會，但2007年12月30日，達賴在接受德國《西塞羅》雜志采訪時就說，“北京奧運會是一個良好的契機，重新讓人們關注西藏問題”。在發(fā)生“藏獨”分子干擾奧運火炬海外傳遞的事件后，達賴還公開說“尊重這些人對奧運圣火傳遞的抗議行為，這完全是個人的自由”。

　　達賴喇嘛2008年的幾次造謠也被一一揭穿：3月29日達賴在印度的記者會上說中國軍人“假扮喇嘛”以造成藏人煽動騷亂的印象。針對達賴所指的照片，武警西藏總隊政治部副主任高旭波查閱資料表明，這是總隊下屬的二支隊官兵2001年9月20日或21日，受邀參加天津電影制片廠和香港浩瀚電影娛樂有限公司聯(lián)合拍攝《天脈傳奇》電影時，充當群眾演員前發(fā)道具的場景。當人們把這個謊言戳穿之后，達賴卻又不吭聲了。

　　4月6日，達賴接受香港《亞洲周刊》采訪時說，被燒的漢人商店有的是從事賣淫活動的場所、有些是有妓女的場所。中央代表質(zhì)問甲日·洛迪：哪一個是賣淫場所，哪一個被燒死的是妓女？把人燒死了還說死者是妓女，這是什么心態(tài)？甲日·洛迪為之語塞。

　　在與達賴代表商談中，中央代表明確表示：中央的要求就是“三個停止”：停止一切分裂活動、停止打砸搶燒行為、停止破壞奧運會的行為。在后來的商談中，“三個停止”被具化為“四個不支持”——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并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中央代表強調(diào)，接受“四個不支持”是決定今后能否繼續(xù)接談下去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