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發生在貴州省甕安縣的“6·28”群體性事件震驚中外，原縣委書記王勤因對事件處置不當而被撤職。日前，新華社披露，王勤已“復出”，調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財政局副局長一職。

　　作為被問責不久、尚在處分期的官員(依照《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撤職處分，有效期兩年)，王勤的“復出”履新，頓時在社會上引起一陣波瀾。

　　近來，官員被問責處分后，在本地或異地任職的并不在少數，如因“黑磚窯”事件被處分的山西洪洞縣原副縣長，進京抓記者被撤職的原遼寧西豐縣委書記。他們復出后，毫無例外地遭到了社會公眾的質疑。這些官員有相似的經歷和遭遇：都曾被高調問責，又低調進行了“復出”。

　　事實上，對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必要性，公眾并無太多質疑。焦點主要集中在不公開，不透明，不知情。

　　伴隨著我國政治文明的推進、行政問責制的完善，越來越多的官員因過失而被問責。對于違紀或承擔行政責任的官員，不能“抓住一點不及其余”，更不能一棒子打死。這不符合“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和懲戒的初衷。在公開、透明、公正的前提下，安排合適的職位，讓昔日的被問責官員在新的崗位上，吸取前車之鑒，發揮熱量，體現著社會的理性和進步。

　　毋庸置疑的是，這個過程應當公開透明，給公眾一個交代和解釋，而不應和公眾“躲貓貓”——問責官員復出過程的隱蔽，可能使此前嚴肅的問責風暴被誤解為避風港、躲風頭，不僅背離了對失職者進行懲罰的初衷，弱化了對他人的警示，也會損害公眾對政府的信任。

　　然而，目前一些被問責的官員都是悄然復出。什么樣的官員可以復任，怎樣任命，為什么任命？在被處分期間，被問責官員對所犯錯誤有無深刻認識？這些公眾應當獲知的信息并沒有公開。在一些地方的領導觀念里，經過一段時間“冷處理”，等社會焦點轉移了，該任用的人也就悄悄復出了。

　　應當注意的是，這些人被免或者辭職時多因公共事件，所以被問責官員自身也不可避免地成為公眾人物，社會關注度高。因此，對這些官員的任命使用，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說服力。這既體現了對民意的尊重，也體現出對干部的愛護和負責任。

　　信息公開才能疏導公眾情緒。以王勤為例，復出的原因、條件和程序，公眾均一無所知，“靜悄悄”上任。這種方式，損害了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這也是官員“低調復出”容易引起爭議，形成新的社會熱點的主要原因。

　　站在被問責官員的角度，低調上任，也不利于重新走上領導崗位的官員開展工作。由于社會輿論的敏感，任命時又缺乏合理的解釋和基本的溝通，被問責官員履行新職時小心翼翼，“名不正言不順”，不能心無旁騖地開展工作。

　　目前，我國已逐步完善官員問責制度，官員因過失而被問責已成為常態。應該盡快建立官員復出機制，加強對被免職官員的跟蹤考核，經過嚴格程序，達到一定條件，組織部門再重新起用，向社會公示，使官員復出更加制度化、規范化、透明化，給群眾一個交代，還干部一個明白。 何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