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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不高興”是所謂“投機”還是“建言獻策”，它是否就能夠代表第二次“中國可以說不”浪潮？或許這些都并非重點，關鍵在于，崛起的中國人究竟應該對中西方關系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科發自北京 我不知道

　　風朝哪邊吹

　　徐志摩詩里這種迷惘的心緒，在這個春天有了新的對應物，它就是時下被輿論炒得火熱的《中國不高興》。

　　今年3月出版的這本新書，一問世就吸引了國外媒體的關注。美國《時代》周刊在3月20的報道中這樣定義：“這是繼1996年不滿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影響的一部民族主義暢銷作品。”

　　而打開這本被《時代》視為“《中國可以說不》續集”的《中國不高興》目錄，類似的觀點頗具“沖擊力”：

　　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

　　該由西方正視中國“不高興”了

　　中國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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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極具殺傷力的標簽式主題，迅即引發國內外從互聯網到傳統媒體的一輪激辯。

　　震動西方世界的“小平頭”

　　對于出身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人來說，這樣的文章應該并不陌生。1996年，隨著一本名為《中國可以說不》的圖書的誕生，“說不”風靡國內，當時的青年學子幾乎人手一本。這是一本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多方面評述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和臺灣問題的談話錄。

　　張小波等五位當年被季羨林稱為“小平頭”的青年作者，也成為了西方媒體眼中中國民族主義的“領軍人物”。在張小波的印象中，之所以寫《中國可以說不》，是在讀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可以說不》譯本后“受到刺激”的結果。“那年有個輿論調查的結果是，中國人最討厭的國家是美國，最向往的國家也是美國。我思考這是為什么。這是寫書的契機。”張小波說。

　　另一個契機是“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興起。在1995到1996年間，由于臺海危機，美國國內掀起了對華政策的大辯論。加上1997年香港回歸在即，美國知識界擔心在臺灣和香港兩個問題上中國將威脅民主和和平，于是有了“中國威脅論”。

　　這些都促使一部分青年學者對美國的觀念開始轉變。而“說不”的出現，抒發了中國人積壓在內心多年的憤怒，中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浪潮由此爆發。

　　“《中國可以說不》引發的民族主義思潮在西方世界也受到極高關注，”作者之一的宋強，自稱來自民間的草莽知識分子，他也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

　　1998到1999年間，美國又掀起了新的中國威脅論熱潮。此后幾年里，民族主義成為中國社會的焦點話題。

　　稱“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

　　王小東也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之一，他被認為是網絡民族主義者和青年激進民族主義者在知識界的代言人，甚至被帖上了“中國民族主義教父”的標簽。

　　在王小東看來，《中國不高興》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和西方在綜合國力對比上有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仍然要尋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納，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討好、逢迎、跟西方接軌，西方國家也要理解中國的觀點和情緒，不能動輒教訓、打壓或圍堵中國。

　　此外，《中國不高興》還提出內修人權，外爭族權，制裁西方，肅清內賊；中國的發展不能把絕大多數民眾排除在外；持劍經商，不玩金融戰爭，才是未來中國應走的路，利用西方經濟危機，實現中國的產業升級，中國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領導世界的雄心，明確“懲罰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國心態不僅是寬容，也有較真。

　　對于兩本書的差異，作為策劃人的張小波解釋道，“兩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說中西方關系是不是一直在攤牌？”而宋強則這樣概括：“說‘不’要表達的是‘中國只想領導自己’，而‘不高興’想表達的是‘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

　　盡管“不高興”的內容包含如此之廣，但宋強還是透露，由于出版安全的考慮，做了些技術處理，“內政刪的比較多……刪了一些措詞。”

　　中國對外心態仍是爭論焦點

　　13年前，《中國可以說不》震動了西方世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位官員曾說，“二十年來，從未有過一本書像《中國可以說不》這樣，引起海外輿論如此強烈的關注，并產生如此轟動的新聞效果。”13年后，《中國不高興》再次吸引了海外媒體的關注。

　　香港《亞洲周刊》在3月18日的報道中稱，《中國不高興》是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標志，“南沙群島問題、釣魚島問題、俄羅斯軍艦擊沉中國貨輪問題、法國佳士得拍賣行拍賣圓明園獸首問題，這些都激起了中國民眾反彈，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而與當年直斥《中國可以說不》是“一種偏執狂言論”相比，西方媒體在13年后的關注仍然有些擔憂，卻溫和了許多。3月20日的《時代》周刊對《中國不高興》背后的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表示了擔憂，“如果民族情緒不加以適當制止，它可能會推動北京方面采取好戰孤立主義路線。”

　　英國《經濟學家》也注意到了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新跡象，該刊在19日的文章里說，“中國的崛起在國內使中國的民族主義抬頭，左派卷土重來。在國際上中國領導人至今還保持著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方針。但國際上有G2，即中美兩大國掌握著世界經濟命運的說法，這也讓一些中國學者和評論家一直在鼓吹中國利用這次危機推動中國戰略影響。”

　　“當年的《美國之音》譏嘲我們為烏合之眾。1997年，《時代》雜志兩位記者甚至合寫了《即將到來的中美沖突》，全面反駁《中國可以說不》。”宋強笑著說。張小波也坦言，當時遭遇的質疑很多，“《華盛頓郵報》有個記者問我：你們為什么不寫一本向中國政府說不的書啊？”

　　13年后，當相似的質疑再次襲來，張小波這樣反問道：“這還需要我們寫嗎？向中國政府說不的書你們已經有了很多。”

　　一場沒有硝煙的爭論

　　《中國不高興》自面世后，也重新引發了中國國內對于民族主義的討論。在網絡中，對于書中觀點的反應顯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有的認為該書“直言內政外交，是諫言國策”；有的則認為其過于偏激，有的人則質疑該書“投機”。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沈丁立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表示，這本書的觀點只會使中國人更加愚昧，“書里說中國知識分子矮化中國，這是以偏概全，我認為，多數知識分子是進步的，正確看到了我們民族的不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采訪時則認為，書中指出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但很多話、很多態度說過了頭，“我覺得這些人也是一種特征，左派的特征——批評多，建設性意見較少。”

　　對于要與“西方有條件決裂”的觀點，宋強解釋，“當外國輪番羞辱我們的時候，我們往往生怕鬧崩，我的意思是，決裂了又怎么樣呢？”

　　沈丁立對此表示不認同，“我們這么落后，攀高都來不及。為什么要跟西方決裂？”時殷弘則表示，中國對西方的態度，過去是太左了，太孤立、太民族主義了。“但這些年來，我們戰勝左的思潮，堅持改革開放，我們自己有些地方是太右了點，對西方主流的依賴，信念幻想太多了一些，我們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