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

　　《意見》的出臺，是為“進一步規范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的認定和處理，依法從嚴懲處嚴重職務犯罪活動。”

　　腐敗問題是個焦點問題,就是在應對金融危機這樣重要的時候，群眾卻十分關注反腐敗，說明這項工作來不得半點虛偽與驕傲。

　　反腐敗本應保持高度的嚴肅性。但最高院有關負責人也認識到：“近年來，職務犯罪案件呈現出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等輕刑適用率偏高的趨勢。其中有多方面原因，包括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的認定和運用不夠規范。”

　　這也是群眾經常感到不解與困惑的地方:差不多同樣的受賄情節、金額、危害，最終的實際量刑是天壤之別，涉案金額少的掉了腦袋，被處死刑，涉案金額高的反只領到無期徒刑。有領刑的，也有緩刑的。“同樣是貪官，差別咋就這么大呢？”

　　千差萬別的判例，既有損法律的威嚴與公正，也損害群眾對反腐敗工作的期待與熱情，損害社會對司法的信心。也不利一項判決所產生的殺雞駭猴效果，貪官會心存僥幸，認為即使“伸手被捉了”，還是有輕判的可能。

　　當然，那些被輕判的貪官，都有一個“自首、立功”的理由，但到底是何理由，往往語焉不祥，公眾猜來猜去也猜不明白。縱然每一個“自首、立功”是確有其事，但如果沒有具體的“說法”：立功在何處，有多大的功可以讓抵消部份罪過。這些事不說清楚，公眾自會“胡思亂想”，懷疑其真實性。

　　貪官輕判的失范誠然受制于認定標準的不統一，更關鍵的是輕判的理由要公開透明，真相不公開便是一切議論的源頭，拔出蘿卜了，他交待了哪些“泥”，理應開誠布公。要不然，“你知他知我們不知”，又如何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又如何能防民之口？

　　誠如《意見》中所提到的，是不是犯罪本人檢舉的，有沒有具體的“揭發”行為，提供的線索有無實際作用，都要讓人明白才好。

　　比如，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因受賄合計人民幣603萬元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法院認為，馬德向有關部門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具有立功表現，但其行為不符合重大立功的構成要件。“據了解，馬德在審查期間，檢舉揭發了原綏化市市長王慎義等人的受賄行為。”

　　這個說法就很清楚，馬德檢舉了王慎義等人，有“立功”表現，但立的功還不算大。判死緩是不是輕恕了犯罪分子，公眾自有公論。

　　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696萬余元,法院判決認為：其行為構成受賄罪，情節特別嚴重，應當適用死刑刑罰。鑒于劉志華案發后能主動坦白部分犯罪事實，絕大部分贓款、贓物已追繳，對其判處死刑，可不立即執行，遂判處其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對劉志華從輕發落的說法是“主動坦白部分犯罪事實”，屬有“自首”情節。但是不是真的主動，如何主動的，坦白了哪些事實，并無詳情。公眾不明白，劉志華也“不服”，一審后還提出了上訴。

　　可見，對貪官的“自首、立功”非說清楚不可，要不然，社會上不明就里，貪官還會四處喊冤，司法機關是兩面不討好，里外不是人啊。

　　一個貪官被宣判的時候，其交待的線索也早經查證了，應已不影響被檢舉出來的新案偵查，公開一下又有何不妥呢？

　　公眾有知情權，貪官的“自首、立功”不應“躲貓貓”。建議在貪官被宣判時，其“自首、立功”的表現不妨來個“判前公示”，以昭告天下，取信于民，也不給貪官有叫屈的借口，豈不兩全其美。(余人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