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丹鳳縣高中生徐梗榮疑遭刑訊逼供致死案，事發公安局負責刑偵的紀委書記已被刑拘，縣政府和徐家簽訂協議支付了12萬元喪葬、撫恤費，徐梗榮的父母和奶奶終身享受當地最高標準低保。

　　低保作為國家救助，應按規定向生活有困難的特定對象給付，怎么可以作為一項“對價”來息事寧人？這是慷了納稅人之慨，解了政府的麻煩。當然你可以說是“人性化操作”，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這絕對不屬于國家賠償，更像是民事交易主體間的“討價還價”，或者叫“國家私了”。

　　按《國家賠償法》的規定，國家賠償以國家機關的“違法侵害”為前提，應當由受害人申請，賠償義務機關(就是先前的侵害機關)確認自身“違法”后，先行墊付，再向財政部門申請劃撥。

　　但事實是，很多時候一些地方既不走法定的程序，也不向財政“報賬”，而是用單位的辦公經費、單位資金等“私了”。沈陽市財政局從2004年到去年，僅支出過兩起國家賠償案件的費用。重慶市級財政一直沒在預算中列“國家賠償”科目，因為申請核撥賠償費用的金額也很小，沒必要專門做預算。《國家賠償法》儼然被架空，難怪西南政法大學校長陳彬說，國家賠償“私了”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選擇“私了”，賠償義務機關自然是為了規避問責，“私了”可以更好更快地解決問題，避免影響擴散，特別是在現在網絡輿情洶洶的情況下。

　　而受害方選擇“私了”也是無奈，現行《國家賠償法》程序復雜，賠償范圍窄，賠償標準低，讓受害方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比如該法規定：只有警察的直接毆打或者唆使他人毆打，才適用國家賠償，并不包括被“獄霸”毆打致死。2001年賈小兵在北京西城看守所被同監室8人毆打致死，其父將西城公安分局告上法院索賠91萬元，雖然有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莫紀宏在法理上力挺，法院還是“嚴格”適用《國家賠償法》，駁回了賈父的訴請。據報道在打官司之前，警方曾表示愿意賠償35萬元，前提條件是不起訴。即使到了訴訟階段，警方仍向法院表示，可以為其監管失職給予適當的經濟“補償”，但不能是國家賠償。這個案例大概可以給那些像秋菊一樣非得“要個說法”的人足夠的啟發——還是“國家私了”的好。

　　“躲貓貓”事件中，警方支付35萬元作為賠償，其實“依法”并不用賠償，難怪李蕎明的父親反復感謝媒體、網民的支持。北京賈小兵的父親今天看到這個案子，會后悔當年自己的執著，還是感嘆國家的進步？

　　“國家私了”一筆賬算下來，是多贏——受害人多拿了賠償，責任單位躲避了問責。當然也是有危害的——掩蓋了真相，留下了隱患，國家機關少了一個自我糾正的機會。3年前與李蕎明同一監室的“突然死亡者”李某，警方給了3萬元“安埋費”了事。如果當時沒有“私了”，也許就沒有后來的“躲貓貓”的冤魂了。國家私了，何時能了！？(上海 沈彬)

　　第二視點：紀委書記分管刑偵分明牛頭不對馬嘴

　　而本案中最讓人關注的還在于，涉嫌玩忽職守的是該縣公安局分管刑偵工作的紀委書記。公安局的紀委書記具體分管刑偵破案工作，真是牛頭不對馬嘴，讓人匪夷所思。須知《黨內監督條例》等等任何一個相關的條例里，也找不到公安局紀委書記可具體分管刑偵工作這一條。

　　公安局紀委書記具體分管刑偵，表面上似乎只是機關內部官員組織分工配置違規違紀的問題，實際上反映的是官員公權力分配私人利益化潛規則的躁動與囂張。郴州市原市紀委書記曾錦春瘋狂斂財上億元，就是利用他分管采礦證辦理的職務便利，揮舞紀委書記手中“雙規”的權鞭，爭奪礦山資源、承攬基建工程、違法釋放在押人犯、干部提拔調動等無惡不作，為所欲為。

　　紀委書記分管權力的錯位，使監督形同虛設，后果危害嚴重，教訓深刻。丹鳳縣公安局紀委書記分管刑偵違法亂紀問題，絕非一起孤例，值得引起高度重視。(廣東 周一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