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調查顯示，面對腐敗行為，僅有40.1%的受調查者認為自己有舉報義務。公眾最擔心的首先是舉報得不到反饋，其次便是擔心舉報引來報復。據相關專家介紹，改革開放30年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就有9個遭到報復，舉報人保護制度亟待建立。(《中國青年報》3月17日)

　　雖然高達四成的受調查者都認為自己有舉報的義務，但可以肯定的是，許多人都是“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真正履行這項“義務”的人鳳毛麟角。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輕易指責“負有義務者”為什么不舉報，因為任何一個理性人，在做出行為之前都要考慮風險和后果，如果舉報對自己百害而無一利，不到萬不得已誰會主動舉報？

　　問題的癥結也在于此，10個反腐名人有9個都遭受過報復，這樣的舉報人保護現狀，帶給公眾明哲保身的心理暗示。一個舉報人得不到基本保護的社會，肯定不是一個正義的社會，因為正義的社會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來切實保護舉報者。對于這種現象，很多人和專家都認為，應完善立法來保護舉報人，比如說盡快出臺《證人保護法》。

　　這種觀點看起來很有道理，其實經不起推敲。在保護舉報人、證人上，我們并不缺乏相關的法律規定，比如《刑事訴訟法》第49條，《刑法》第308條，都是專門針對舉報人、證人的保護規定。如果說這些規定由于過于原則缺乏具體可操作性的話，那么早在1991年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關于保護公民舉報權利的規定》，已經起到了足夠的補充作用。

　　雖說專門的《證人保護法》可能更有針對性，但我們千呼萬喚的法律最終出臺以后，會不會也犯了“宜粗不宜細”的立法弊病，同樣也陷入缺乏可操作性的困境之中呢？更關鍵的是，對于舉報人、證人的保護，需要的是在如何保護上下工夫，既然現有的法律資源已經有相關的規定，即便存在不細致、缺乏可操作性甚至規定缺乏執行力等問題，那么對法律進行解釋或者出臺實施細則，就完全可以解決問題，何必費時費力地去“另立新法”？要知道，“另立新法”在時間和物質成本上都要高于“補充舊法”。

　　一味迷信“另立新法”，其實是對“法律文本”的迷信。要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終還要靠人來實施。之所以舉報人、證人屢屢受到打擊報復，或許并不完全在于我們的法律存在“空白地帶”，而是權力難以受到有效的制約。法律再粗線條，再缺乏可操作性，也不可能產生“被舉報人拿著舉報人的舉報信質問甚至打擊舉報人”的法律結果。起碼的底線都守不住，立法再多又有何用？(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