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委、市政府聯合發布的《廣州市黨政領導干部問責暫行辦法》(下稱《辦法》)將于今年4月1日起實施。《辦法》從7個方面明確了問責內容、問責方式、問責程序,使領導干部問責制進一步規范化；規定不接受或不配合監督也將被問責,新聞媒體曝光的材料列入問責線索范圍。《辦法》更進一步規定,被問責官員一年內不得提拔。這個規定一公布,便引起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對不接受或不配合監督也被問責的條款,使得監督從內部領域走向公共領域,具有了更多的可能,因而意義重大。

　　監督,歷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掌權者,素來是不愿意被人監督的。在某些官員的眼里,權柄操之我手,任別人說三道四,指手畫腳,那是絕對要不得的；權力就是要我行我素,美其名曰提高施政效率,你來監督一下,我來監督一下,權力的威風凜凜便要大打折扣。古語說,“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如果好不容易掌權,竟要四處受到掣肘,“畫地為牢’,自然心不甘情不愿,會想方設法排除這些掣肘。現在,廣州市居然要把監督制度化,把問責規范化,豈不是讓權力的手腳受到越來越多的掣肘,讓威風的感覺“雨打風吹去”?

　　其實,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過許多監督的條令,即使各級政府的紅頭文件里,也多見要加強監督的字眼,甚至我們也不缺乏監督機構。從紀委到檢察院,從人大到法院,從政協到信訪部門,諸多方面都具有監督的職能。但有精神、有機構設置,和能否落實是兩回事。這主要在于監督仍然擺脫不了內部循環的窠臼。簡單來說,由于監督仍然是在體制內部循環,這就使得被監督方有“做手腳”的可能。那些舉報信流落到被舉報對象手里的現象之所以存在,便與內部監督體系不完善等有關。因此,打破監督的內部性,使監督走入公共生活領域,就使得通過內部關系協調“做手腳”的空間被大大壓縮。

　　廣州市規定的監督領域主要包括黨內監督、法律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這就是說,監督從內部循環走向公共領域,至少廣州已經開始了“落地”的實驗。我們有很多歡迎監督的相關精神,但光有精神是沒有用的,如果精神不“落地”,再多的精神也是虛幻的。因此,不能單純講監督,還必須講問責。沒有問責來敦促監督,沒有問責來約束監督,沒有問責來為監督實現其目的,監督也就漸漸淪為游戲。比如,如果某些部門出現了問題,被監督了,但如果紀檢監察部門不問責,或者根據相互之間的關系親疏來進行選擇性問責,那監督也就失去其意義,蛻變為權力爭斗的工具,這無疑背離了監督的本意。這次廣州明確規定,市紀委、監察局如果對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的黨政領導干部不予問責,即為失職,要承擔相應的法紀責任,從而保障有法必依。這就為監督和問責相輔相成提供了制度保證。

　　問責到位,監督才能到位。如果大家都激情洋溢,群起監督,熱鬧過后忽然發現,“籬笆還是那個籬笆,墻也還是那堵墻”,未免監督的興趣慢慢消弭,一切重歸故舊。因此,要想問責制度可持續發展,歷久彌新,問責就既要高高舉起,也要重重落下。對此,廣州市委、市政府顯然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本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