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釘子戶”們的另一個顧慮，是復遷房能否如期交到他們手上。截至2008年7月，復遷房剛剛從廣州市規劃局獲得選址意見書，許多手續尚在辦理之中。這座“紙上樓閣”未免讓部分社員感到不踏實。

　　趙志鵬說，為打消拆遷戶這種顧慮，“武廣辦”曾經設想過先將補償款發到拆遷戶手中，復建房完工后，再由拆遷戶按每平方米2500元的成本價回購的方案。“但算一下，這種方案要多拿出1個億，財政吃不消。”據了解，荔灣區在整個武廣鐵路拆遷中，為國有廠房、集體土地和拆遷戶付出的補償款總額為2.9億元。

　　2008年9月17日晚12點，是“武廣辦”劃定的簽訂協議的最后期限，75戶拆遷戶中，有61戶簽訂了協議，余下的14戶則堅持著自己的訴求。

　　輿論之戰

　　9月17日起，為做通“釘子戶”的思想工作，“武廣辦”與社干部多次上門與之談判，卻一次次不歡而散。

　　也正是從那一天起，14戶人家相約，每晚8點在村頭榕樹下喝啤酒，以示同盟關系。“只要不刮風下雨，到那里準能找到他們。”一位“武廣辦”工作人員對記者說。

　　梁兆威是社里第二個簽協議的人。作為社干部，他去做同祠堂一位兄弟的工作，結果“他認為我背叛了他們，現在連話都不講了。”梁兆威對記者嘆息道。

　　據知情人介紹，利益之爭的背后，其實還有著更加微妙而復雜的原因。

　　增滘聯社80%的社員姓梁，分屬于5個不同的祠堂。“一方同意的事情，往往另一方就會反對”，一名社員對記者這樣形容社中的關系，“就算每人發1000塊錢都會吵架。先發誰，后發誰，誰的新，誰的舊，都是問題。”

　　涉及拆遷的75戶人家中，有多家以種植花卉為生。生意上的競爭也造成了部分村民間的隔閡與矛盾。此外，2008年底，正是南約生產社社干部換屆選舉的時候。能否在拆遷中為社員爭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亦成為參選干部爭取選票的重要籌碼。

　　事情在去年12月11日這一天起了變化。

　　這一天，“武廣辦”將已經拆除的部分工地交付施工單位。進場施工的工人卻與未簽協議的社員發生了沖突，兩名社員被打傷送進醫院。

　　兩天后，廣州某晚報以《拆與不拆 扯火沖突》為題，圖文并茂地報道了這次沖突。根據該晚報的報道，當天，面對轟鳴施工的機械，居民因“擔心安全”而“上前勸阻”，“70歲的鏡叔干脆站上了鉤機的輪帶，此舉令不遠處的三四十名工人不滿，雙方爭持不下……糾纏中，幾名老人被撞倒在地，有的手被夾傷，矛盾進一步激化。”

　　報道在網絡上迅速被轉載，對于“釘子戶”的同情之聲四起。荔灣區宣傳部副部長吳永祺承認，荔灣區及“武廣辦”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造成了我們那段時間工作的被動。”

　　為了“占領輿論制高點”，挽回工作主動，在區宣傳部協調下，“武廣辦”開始主動向媒體靠攏，從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先后4次組織媒體前來報道，無論是沖突還是事件處理，都積極通報進展情況。

　　“廣州媒體競爭激烈，老百姓喜歡‘報料’，所以我們也要主動‘報料’。”吳永祺說。

　　鐵路方也學會了向媒體大訴苦水。那段時間，武廣線廣州建設部副指揮長諶小平反復向媒體提及的一個數字便是：每停工一天，因施工隊伍、機械停工而造成的國家損失高達50萬元。

　　政府的主動“報料”和開放姿態使得輿論態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多數媒體對事件的前因后果進行了客觀報道，網絡的轉載使“釘子戶卡住武廣線”一時升級為公共話題。輿論環境迅速朝著向政府有利的方向發展。12月30日，《廣州日報》對此事配發的評論為《保護私權不能傷及國家利益》，《新快報》則援引相關法律指出《如拒執行裁決將可依法強拆》。

　　最后的博弈

　　2009年1月1日到13日，14戶人家陸續簽訂了《補償安置協議》。

　　1月14日，廣州數家媒體使用了這樣的標題：《武廣線拔除最后兩“牛釘”》。

　　從去年12月13日到今年1月13日這段時間內，到底發生了什么，令梁培他們最終放棄了自己的訴求？

　　“我們打的是‘溫情牌’”。趙志鵬說。

　　“突破口”從送進醫院的被打傷社員開始。“武廣辦”派人買花買東西送到醫院，看望傷者，順帶趁熱打鐵，做通工作。

　　一些社員對“武廣辦”不信任，“你們這是個臨時機構，過幾天就撤了，有了問題我們找誰去？”

　　2008年12月22日起，荔灣區由區委副書記羅思源掛帥，從信訪局、法制局、維穩辦等機構抽調人員組成工作組前往增滘“公關”，不少區領導親自出面同“釘子戶”談判。工作組利用元旦集中與“釘子戶”談判，“分頭包干調解，白天去晚上去，一天去幾趟”。

　　一名“釘子戶”對復遷房如期完工有疑慮。“要是建成爛尾樓怎么辦？”“如果你有擔心，把我的房產證押給你好了。”荔灣區副區長陳玉亮這樣表示。

　　區領導的出面，讓部分“釘子戶”感到“多少有了點面子”，也樂于“下個臺階”。

　　“我們最后是被各個擊破的”，梁培承認說。

　　最終的結果不免讓“釘子戶”們有些沮喪。3個月的堅持，他們不僅未爭取到任何一點額外利益，還比首批簽約拆遷戶每平方米少了50元補償。

　　“這是一種象征性的懲罰，以區別于那些首批簽約的拆遷戶”，趙志鵬說。

　　不過，在補償標準之外，“武廣辦”及荔灣區政府作了盡可能的努力與讓步。

　　“我們幫他們中的一些人解決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難”，荔灣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黃榮元說，“在就業、入學、養老等與拆遷無關的問題上，最大限度給以協助”。

　　“不過，從根本上說，這說明我們的補償方案能夠確保拆遷戶的合法權益。”趙志鵬說。擔任“武廣辦”負責人一職以來，他自嘲自己“頭上添了許多白發”。

　　尋找平衡點

　　爭執不下之時，“武廣辦”曾經想過申請法院強拆。“但等不及，一進司法程序，至少要半年時間。”

　　幸而事件未發展到“兵戎相見”的地步。回顧與“釘子戶”之爭，趙志鵬總結認為“前期工作如果更細些會更好。”

　　“整個拆遷期間，政府給我們的時間太少了，來不及考慮清楚。”梁培對記者報怨道。

　　不少區政府官員承認，對于拆遷戶而言，拆遷意味著他們從獨門獨戶的居住轉變為公寓式居住，意味著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肯定是做出了犧牲”。

　　拆遷期間，亦有社員對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出質疑：早在2003年就有征地的消息傳出，為何五六年過去了，連塊復建房的地都沒選好？

　　趙志鵬對此的解釋是，2003年只是有關部門形成意向，真正的工作是2005年后開展的。此外，在復遷房選址工作中經歷了波折，第一次選址因過于靠近鐵路未通過環評，不得不重新選擇。不過他也承認，如果把前期工作做得更扎實些，“把建好的復建房放在村民面前，工作肯定容易得多。”

　　“對地方政府而言，現在拆遷工作不是第一難，也差不多是最難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區政府官員這樣感慨，“為何如今釘子戶層出不窮？從一個釘子到一個釘群？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思考。”

　　這名官員指出，在拆遷問題上，香港同行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鑒。“比如說與拆遷戶的談判工作，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向專業社工購買服務，利用其專業經驗出面溝通，效果好而且不易產生沖突。但我們這里，是政府將這部分溝通、安撫的職責包攬了下來。”

　　黃榮元則認為，“對于政府來說，必須在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點。這是和諧社會的前提。”

　　“現在就是保佑復建房按期交付吧。” 對于剛剛過去的這段日子，梁培面對記者不愿多談，這句話已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本報記者 王舒懷 傅丁根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