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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2008年3月14日拉薩發生的打砸搶燒事件已經整整一年了。在這一年時間中，引導也好，斗爭也罷，西藏人民終歸是逐漸恢復到他們期待的平靜生活中。因此“3·14”一周年之際，藏區并沒有發生達賴流亡集團所期待的“抗爭”行動。

　　但是這種平靜并不涵蓋所有“關心”西藏的人。在3月內，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都相繼通過了涉藏議案。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的這兩份議案從不同角度出發，但是其共同點是，都“譴責”了中國在西藏地區實施的所謂“鎮壓”政策，敦促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展開政治對話，以求全面政治解決方案”。

　　誠如兩份決議所希望的那樣，中央政府和達賴之間的對話渠道其實從來沒有關閉。即便是在“3·14”之后，雙方還曾經派代表舉行過多輪接談。但是西藏問題的本質，是主權與獨立的沖突，是和平與暴力的沖突，是群體的現代化與個體的權力欲的沖突，是藏族的發展與西方的想像之間的沖突。上述二者之間所產生的矛盾，需要時間和耐心來化解，更需要漢藏兩個民族的歷史。

　　但是如果細看兩個議案，不難發現它們出臺的時機是精巧的。西藏問題之所以在某個特點的時期，在某種情況下惡化，往往并不是因為西藏本地區出現了什么樣的尖銳矛盾，而是由于國際勢力在某個場合的表態，助長了達賴流亡集團的氣焰，導致達賴集團誤判形勢，再度出現沖突。而此次兩份決議的出臺，正是在達賴出走50周年、“3·14”事件一周年前夕。作為政治人物，在決議出臺前不可能不考慮其可能產生的輿論效應和行動后果。

　　其次，這兩個議案的腔調和內容，與之前美國眾議院、歐洲議會的涉藏決議相比并無本質不同。它們只是重新將西藏問題提上輿論關注的焦點，讓國際輿論在“敏感時期”重新誤讀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之所以要重新提及，本質上無非是表達西方話語中心一貫的精英主義思維。我們仍然可以從議案的文本中讀出西方世界以西藏制約中國的傳統政治手段。西藏在西方話語中心的文化政治濃度，也給了美國眾議院和歐洲議會新的想像空間。

　　因此，兩份涉藏議案，實際上只是一個精心包裝的干涉主義宣言。這只是來自西方不同話語中心的相同政治號角而已。如果西方世界真的關心他們夢想中的香格里拉，那么就更應該平靜等待西藏人自我的抉擇。少數民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的確會遭遇后發的困難。而1959年以來，中國的現代化卻給他們提供了突圍的先機。西藏需要的是平靜的發展環境，而達賴集團需要的是冷靜的歷史抉擇。因為西藏的未來畢竟是一個充滿了本土意義的命題。(商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