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氓醫生》這部電影里，梁朝偉飾演過一位玩世不恭的醫生。醫生的導師說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話，“所有的科學歸納的最高層次都是一樣東西，就是哲學。”通過這句話，他告訴人們，無論你的職業是什么，一定要有仁者之心，博大之情。

　　有人曾說，現在看病是“機器看病，醫生打雜”。醫院的機器是越來越精密，而“人”變成了冷漠的機器操作者。令人憂心的是，人的這種“工具依附性”不只表現在醫學領域。這一切皆源于所謂的“專才教育”，正是文理分科強化了人的這種“工具性”。

　　馬克思有過一句名言：“資產者唯恐其滅亡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把人訓練成機器罷了。”不幸的是，我們至今卻仍在把人當成某種預期的工具來訓練。在文理分科的背景下，當科學家群體和人文學者群體變得相互陌生、互不理解，必將導致“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科學家對人文的無知”。

　　馬克思是偉大的哲學家，但他課余最大的愛好之一就是演算微積分和幾何題；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但他的小提琴拉得甚至比專業選手還好；還有諸如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蘇步青等等，也皆是文理兼容的大師。1948年，梁思成曾做過一個題為“半個人的時代”的講座。他指出，科技與人文的分離，會導致出現兩種畸形人：只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而奢談人文的邊緣人。如今，六十多年過去了，半個人的時代卻在盛行，這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

　　在現實中，選擇文科還是理科，這是所有高中生都必須面臨的選擇。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分科無疑決定了一個高中生未來的命運。作為過來人，筆者也曾面臨這個“生存還是死亡”的命題，并最終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了文科。現在，作為一名文科類博士生，為了研究之便，盡管惡補了高等數學和高中的物理、化學常識，卻仍然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文理相通有一個典型例子：熵是物理、化學中的一個用來度量混亂度的單位，可是，隨著美國社會學家J·里夫金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出版，“熵”理論如今已無處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