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公益組織與相關部委之間缺乏制度性聯系渠道，是游說活動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刊記者/周政華 文/劉洋碩

　　“想表達想法，就得不停吶喊。”2月底，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通過向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供議案的方式，用行動表達了自己的“吶喊”。

　　信力建的建議之一是，義務教育經費應由中央統一轉移支付，覆蓋所有的中小學教育機構，其中民辦中小學也應享受相應的學雜費補貼。在過去的10年，信力建在廣東開辦的30多所學校，已經陸續倒閉了三分之一。

　　眼下，信力建們正試圖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中反映自身的利益訴求，以改變當前政府壟斷教育資源分配的單一格局。

　　民間游說集團浮現

　　信力建最早聽到教育改革的風聲，是在2008年春天。

　　這一年，四川、山西、湖南、湖北、內蒙古等地，接連發生要求漲薪的教師罷課事件，這在以往并不多見。在新公民之友志愿者服務計劃的項目主管陳江華看來，這一系列事件無疑加速了教改的進度。與醫改、房改一樣，教改也是中國關注度最高的民生議題之一。

　　隨后，2008年8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正式列入政府工作計劃，由教育部牽頭負責。

　　這份勾勒了中國未來12年教改路線圖的綱領性文件，涵蓋11個重大專題、36個子課題。起草者之一的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育體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說，《綱要》將從教育理念、教育體制、具體問題這三個層次實施教育改革。

　　2008年底，在得知教育部要制定《綱要》的消息后，信力建就開始行動了。他草擬了義務教育由中央財政投資、放寬民間資本辦學門檻等10個建議。

　　信力建的這些建議，相當程度上代表了中國民辦教育企業家群體的利益訴求，即要求民辦學校與公立學校享有同等待遇。目前，中國擁有近萬所民辦小學和中學，分別吸納了全國6%和3%的在校中小學生，其中相當一部分為農民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從硬件到師資，均遠遠落后于當地的公立學校。

　　與信力建一樣，對《綱要》內容同樣感興趣的，還有一批學者和公益人士。盡管民辦教育企業家和學者的關注點稍有不同，比如信力建的政策建議主要集中在民辦教育的議題上，而學者更關注教育體制改革的制度性內容。

　　但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民間教育企業家和學者存在共識。他們均認為政府應當下放部分教育權力，不能既當管理者，又做監督員。陳江華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將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歸咎于教育權力的政府壟斷。

　　2009年1月，教育部就《綱要》起草征集社會意見。不到一個月時間，教育部收到了100多萬條意見。有別于這些分散的聲音，民辦教育企業家、學者和公益人士結合成了一個松散的聯盟，開始以游說集團的面目，浮出水面。

　　其實，民辦教育企業家和公益組織在近年早已聯系密切。在信力建起草建議書的同時，他的朋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受一些中央部委委托，正在就《綱要》制定征求民間意見。

　　對信力建來說，這個消息無疑等于多了一種利益表達的渠道。身為教授的楊東平，同時還兼任其他身份——楊不僅是中組部、教育部的專家組成員，同時也是國內最早的公益組織自然之友、北京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21世紀教育研究院等公益組織的倡導者之一。

　　“兩會”召開前一周，信力建就將有關民辦教育的建議傳給楊東平，最后由楊東平匯總其他方面的意見，交給前述中央部委的領導。

　　隱秘的游說活動

　　截至2009年3月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仍然是一長串等待答案的提綱。2009年1月7日，教育部就研究制定《綱要》進程情況舉行2009年第一次例行新聞發布會，其新聞發言人續梅預計，完整的草案要到年中才能出臺。

　　此間，正是游說集團院外活動的黃金時期。

　　與信力建一樣，北京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梁曉燕也擔心，她的建議會與其他民間組織的建議一樣，淹沒在100萬條浩如煙海的建議中，變得毫不起眼。

　　2009年2月，梁曉燕草擬了一份關于要求暫緩推廣農村寄宿制學校的提案，通過一個朋友直接遞給了教育部的一位領導。“我更希望通過一些私人關系，直接向有關領導反映問題。”梁認為，私下投書更有效。

　　教育公益組織與教育部之間缺乏制度性聯系渠道，是游說活動活躍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制于這一體制現實，民辦教育企業家、學者和公益人士抱團取暖，也在情理之中。與公開投書等方式相比，游說集團更愿意另辟蹊徑，對決策者施加更為直接的影響。

　　信力建、楊東平等人游說的方式，不外乎以下幾種：一是直接找相關部委的領導；二是組織論壇、會議，邀請包括政府智囊在內的人士參加；三是向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供議案和提案；四是通過新聞媒體制造輿論。

　　“直接找領導是最有效的辦法。”楊東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但這一方法，“不宜頻繁使用”。

　　另一個重要的游說手段，是直接找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將自己的建議變為人大議案和政協提案。

　　早在幾年前，信力建開始參與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2002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成立，信力建成為研究院理事之一。“每次開研討會都自己買飛機票參加。”信力建也因此結識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他關于義務教育經費的一份建議，就直接遞送給了一位民主黨派負責人，該負責人的身份，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不過，無論是楊東平，還是信力建，都盡量回避提及那些接受他們議案和提案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如果公布這些代表和委員的名字，我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信力建只肯透露，這些代表和委員，大部分來自教育界。

　　楊東平和信力建的謹慎表明，兩會代表和政協委員作為不同聲音的利益代言人，結構是如此脆弱。而在梁曉燕看來，這一渠道不僅脆弱，其實也并不可靠。

　　梁曉燕說，由于每年人大和政協接受的議案和提案高達數百件，能夠進入大會討論的非常少。她暗示，信力建的建議，在送出之后很可能從此了無下文。

　　此前，“游說”人大代表并非沒有成功的先例。2006年，在民間力量的連續3年的推動下，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376名代表聯合提交了關于加快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的議案，成為當年會議聯名人數最多的議案，并最終促成《教育法》的修改。

　　陽光化的公開游說

　　但在現實中，與直接與相關部委溝通和游說人大委員等直接渠道相比，間接的渠道顯然更為普遍和可行。游說集團為外界所能直接觀察到的游說方式，往往是舉辦各種論壇和專題性會議。

　　2009年元旦，信力建與一位媒體界的朋友一起開始著手籌備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建言獻策的“第三屆信孚公益論壇”。這已是兩人的第三次合作：由信力建倡導主題、提供資金支持；朋友依靠平時的人脈關系邀請各方面的學者，負責具體的操作。

　　2009年1月20日，建言獻策討論會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舉行。這一天，特地從廣州乘飛機趕來北京的信力建早早地就出現在了會場。會議中作為主辦方的信力建發表了對于民辦教育的看法，再次表達了自己的訴求。

　　在這次會議上，除了可以看見楊東平等學者和公益人士活躍全場外，還可以不時看見李成貴和王渝生等全國政協委員、以及中央教育研究所、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等官方智囊機構的研究人員身影，其中不乏制定《綱要》草案的參與者。

　　盡管出席者大都即席發言，會議并未設置更為細化的議事日程，但在會議主持人楊東平看來，這已經達到了游說的初步目的。

　　楊東平說，“制定《綱要》，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政府部門及教育研究的內部人員‘一言堂’，而事后公眾只能毫無發言權地被牽著走。”事實上，信力建等人邀請政府、學界和民辦教育界等多方人士參與座談，也意在彼此交流，打破官方過去一言九鼎的格局。

　　除了論壇和會議，媒體公開報道被楊東平、信力建和梁曉燕們視為影響面最廣、也最陽光的游說方式。

　　按照梁曉燕的說法，她所在的北京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的一個重要職責是，按特定議題收集材料、調研，形成報告，然后通過與媒體聯系，形成公開報道，使議題成為公共話題，進而形成公共輿論，進而對公共決策施加影響。

　　對于公共輿論的力量，楊東平有切身感受。

　　2009年3月1日，21世紀教育研究院在《中國教育藍皮書2009》發布會中，首次公布了針對對6省市8所高中學生的“中國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調查”，結果顯示，政府管理者、企業管理者與專業技術人員等傳統和新興的優勢階層獲得了最多重點高中的機會，而社會弱勢階層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則逐漸減少，尤以工人、農民的子女下降最為顯著。該消息經過數家國內門戶網站和各地都市報轉載后，教育公平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熱點。

　　游說效果待考

　　對于游說的效果，信力建心里沒有底。

　　一些更為悲觀的想法則認為，即將起草的《綱要》難以從根本上革除中國教育的弊病。

　　“自己如何給自己開刀？”新公民之友志愿者服務計劃的項目主管陳江華則認為，目前需要改革的是教育部，然而牽頭組織《綱要》的又恰恰是教育部。

　　教育部也有一肚子苦水要倒，首當其沖的是教育經費問題。

　　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達到4%。但時至2009年，這一比例僅剛剛超過3%。

　　在信力建組織的前述座談會上，教育部教育體制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烽直言不諱地指出，教育改革之所以不順暢，與政府的公共財政分配大有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