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法應盡快修改，并增加保護自然資源的內容，將其升格為基本法。”民建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自治區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劉慶寧代表今天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出。

　　據了解，由劉慶寧代表領銜提出的關于修改環境保護法的議案，已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現行環保法缺陷明顯

　　當前，隨著人口的激增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已日益突出，給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壓力。

　　有報告估計：我國目前因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每年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至8%。

　　“盡快解決環境與資源問題，緩解經濟發展的外部壓力，已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緊迫任務。”劉慶寧認為，要完成這一任務，當務之急是要有一部完善、權威且具有現實操作性的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的基本法典，以使我國環境與資源問題的解決獲得嚴格、充分且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從總體上看，我國環境保護法有明顯缺陷。”劉慶寧說，這首先反映在立法指導原則落后。

　　環境保護法制定于1989年。當時，我國經濟體制正處于由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的轉型時期。

　　劉慶寧說，在當時制定環境保護法，指導原則上遵循“宜粗不宜細”、“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等原則。近年來興起的一些立法指導原則，如“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原則”等不可能在該法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這一法律的缺陷還反映在法律條文簡單疏漏上。”劉慶寧認為，環境保護法只有47條，許多條文過于籠統，不僅疏漏較多，且缺乏現實操作性，以致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不得不借助于國務院或相關部委制定的條例、規章來加以彌補和細化。

　　劉慶寧認為，環境保護法的效力層次也名實不符。在我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界，環境保護法的環境與資源保護基本法地位已獲得普遍認同，但這種認同卻存在先天的法理瑕疵。因為，環境保護法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從法理上來說，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法律應為一般法而不是基本法。因此，嚴格講，環境保護法與其他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單行法，如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等在效力層次上并無不同，將其視為基本法顯然名實不符。

　　“還有，這一法律內容失當欠缺。”劉慶寧說，環境保護法在立法上采用的是大環境概念，但在具體規定上卻著重突出了環境和其他公害的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的內容很少。這與理論上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基本法地位無疑是極不相稱的。

　　應確立環境標志制度

　　“除此之外，制度上的缺失也是該法的缺陷之一。”劉慶寧認為，一個明顯的表現就是該法中沒有關于環境標志的規定。

　　環境標志制度是依據有關環保標準、指標和規定等，由特定的認證機構確認并通過頒發環境標志的方式來證明某一產品符合環保要求、對生態無害的制度。

　　環境標志制度既可適用于工業產品，也可適用于農業產品，既可適用于環境保護領域，也可適用于自然資源保護領域。這一制度可促進本國企業真正重視環境與資源保護，從而更多地采用清潔生產工藝和技術，因而具有減緩本國環境與資源保護壓力的功效。近年來，這一制度獲得了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普遍認可，成為許多國家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一項基本制度。

　　“我國環境保護法應在立法中確認環境標志制度。”劉慶寧說。

　　建議由全國人大通過

　　在議案中，劉慶寧提出，要順應環境保護法與自然資源基本法合并立法的現實需要，修改現行的環境保護法，重新設計該法的內容和結構體系，將自然資源基本法的內容也統一規定到環境保護法之中。同時，相應地將環境保護法更名為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法，將其作為我國環境與資源保護的基本法。

　　“在立法中，應將可持續發展原則作為主導原則。”劉慶寧提出，還要將實用性突出，可同時適用于環境保護領域與資源保護領域，并能體現國際環境立法整體發展態勢的制度，確定為基本法律制度。

　　為此，劉慶寧提出，在這一法律中應規定環境標志制度，使其成為我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的基本制度之一。

　　針對環境保護法條文簡疏的弊病，劉慶寧提出，在立法的過程中要加以細化并增加相應的法律條文，以彌補疏漏，提高可操作性。

　　“既然是基本法，就應當使其效力高于一般法，并且明確它是指導環境與自然資源保護管理行為的基本法、原則法、責任法、組織法。”劉慶寧最后建議，作為基本法的環境與資源保護法應由全國人大通過。(陳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