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國政協委員盛昌黎就“兩高報告”指出，目前許多地方將信訪量作為干部考核的依據不合理，尤其是“零信訪”的口號應該取消。

　　概括起來，盛昌黎委員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信訪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公民有意見，沒有什么不能說的；二是信訪的功能不可抹殺，而“零信訪”則可能會堵塞言路，加深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隔閡。

　　前者論的是權利。如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于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這意味著信訪本是憲法權利，出現信訪不過是公民行使這一權利的結果，是民眾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實現的合法自救。公安部信訪辦也曾表示，大多數信訪群眾的訴求都是有道理的。

　　后者論的是政治傳播的效果。信訪工作既是架在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橋梁，也是觀察政府與社會的窗口。一方面，透過信訪，政府可以及時發現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和差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另一方面，就維護社會公正與扼制貪污腐敗而言，信訪可以說是一個“警報器”。如果片面追求“零信訪”，既否定了信訪工作的價值與意義，同時也掩蓋甚至壓制了社會矛盾，為不必要的沖突埋下伏筆。

　　事實也一次次證明，壓低信訪量從來不能真正解決信訪問題，而將“零信訪”作為口號與目標，作為政績考核的標準，常常會矯枉過正，適得其反。在轉型時期，隨著利益的不斷分化，社會矛盾突顯，即使信訪量增加一些，也是這個時代應有的特征，地方管理部門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積極處理，而不要把信訪都看成是“惹是生非”、給地方政府或者基層單位“抹黑”。

　　當然，誰都不愿意看到信訪現象的出現，如果一個地區在正常情況下沒有信訪，那當然是值得祝賀的。但需要警惕的是，我們生活在“初級階段”，對許多地方來說，追求“零信訪”的“政治潔癖”，注定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信訪數量雖然可以作為民情的一種參考，但并不具有決定性意義。而當“零信訪”成為考核干部的標準，實際上是通過這種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人為地制造了壓力，并將這種壓力在其傳遞過程中放大。

　　顯而易見，正是因為“零信訪”目標對利益相關的權力部門及相關責任人形成政治壓力，所以，為了追求“零信訪”，有些部門或者決策者可能會不遺余力地孤立、打壓其治下的正在或者可能上訪的民眾。甚至，為了完成“零信訪”的政治任務，一些原本可以輕易解決的問題也會因為某種荒誕的邏輯而有意拖延。

　　簡而言之，“零信訪”這一制度設計所導致的結果是：于政府于民眾，皆是受損而不受益。

　　既然追求“零信訪”在許多地方從一開始便已經淪為急功近利的政績工程，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那么，取消“零信訪”考核目標勢在必行。眾所周知，在一個功能正常的社會，消除信訪不應該成為政府的目的，政府真正要努力做的是消除導致信訪不斷出現的根源，如社會不公正，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門對民眾權利的侵害，社會成員之間的弱肉強食等，而不是消除信訪本身。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漸漸接近“零信訪”，達至社會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