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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秋君 法國文學與人文高師博士

　　一向桀驁不馴的薩科齊，能否做出一個讓中國滿意的表態，盡管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法國在現實利益上卻實實在在有求于中國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4月在倫敦召開的G20首腦峰會，以及5月的中歐峰會，中國都必將是主角之一。為打破與中國關系的僵局，法國心急與中國恢復首腦會晤。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光亞3月8日在列席全國政協會議時透露，中法目前正就此進行接觸，但兩國首腦會晤與否，關鍵還要視法方有沒有誠意以及實際行動而定。

　　法現實利益上有求于中國

　　“球”已經拋向法國，中法關系能否走出陰霾，全看薩科齊的表現了。一向桀驁不馴的薩科齊，能否做出一個讓中國滿意的表態，盡管目前還不得而知，但法國在現實利益上卻實實在在有求于中國。

　　一流國家的傲慢+二流國家的實力，是今天法國的真實寫照。不論從人口數量還是經濟總量上看，法國充其量都只能算是個地區大國。薩科齊上臺后，并沒有使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卻遭遇了金融危機，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罷工潮。巨大的國內壓力面前，借助外力拉動出口不失為一計，而中國不僅是一個龐大的市場，還是一個日益強大的投資者。因此，法國要快速走出金融危機需要借重中國。

　　法國需要借助中國的不僅于此。更為重要的是，具有大國雄心的薩科齊，要成功倡導建立一個全球金融新秩序，就離不開中國的認同和支持。不論是在歐洲提升法國的地位，還是在世界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還是改革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中國的支持都是至關重要的。

　　三種誤判導致選擇困境

　　盡管有現實利益的驅動，法國國內的三種誤判卻妨礙了它在對華政策上的選擇。

　　誤判之一來自政府高層的西方優越心理。法國似乎還沒有準備好與一個快速崛起的中國分享利益，當中國進入非洲市場而布依格家族的傳統勢力范圍不得不縮小時，作為集團總裁馬丁·布依格密友的總統大人便不再閑著，于是高層開始批評中國在達爾富爾等問題上的立場。

　　誤判之二來自民眾對事實真相的認知不足。不論是普通民眾還是所謂接受了精英教育的知識分子，法國人對中國的基本認知十分有限。而就在這種情況下，媒體還經常起誤導作用。法國的主要媒體基本上由幾大財團控制，阿諾特的《論壇報》、皮諾的《觀點》、達索和埃爾桑家族的《費加羅報》、布依格家族的法國電視一臺、拉加戴爾的歐洲一臺、《巴黎競賽報》，等等。每當財團感受到來自中國企業的競爭壓力時，輿論上就開始加重對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渲染，歪曲、丑化中國形象，誤導民眾向政府的對華政策施壓。

　　誤判之三來自總統本人的政治素養。與戴高樂、蓬皮杜、密特朗等傳統精英領袖相比，薩科齊的個人主義味道極濃。他桀驁不馴，富有政治野心，喜歡被媒體追捧。為了不得罪手里握著選票的法國民眾，他可以不顧中國人的感情去見達賴。在外界看來，薩科齊永遠都在忙著“救火”，卻始終沒有一套系統的對外戰略。

　　從戰略高度重審中法關系

　　事實上，中法之間雖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不同，但沒有根本性的利益沖突；反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許多一致或互補的訴求。1964年法國總統戴高樂頂著西方輿論的巨大壓力與中國建交，就是站在戰略的高度看中法在未來世界格局中的地位，預見到發展兩國友誼將是一項互利共贏，有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戰略。

　　45年后，法國總統面對的是不同的時代背景，然而，相同的卻是中法關系依然具有戰略意義。中法要修復關系，需要薩科齊認真反省中法關系的癥結，深刻認識中方的核心利益，并對中方的訴求做出正面的、積極的回應，而不僅是臨時安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