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開會，10分鐘發言，前面8分鐘是在歌功頌德，對報告歌功頌德，對自己歌功頌德，剩下的沒有時間了。”在3月10日的小組討論上，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指出，人大對代表的定位很清楚，但是人大在鼓勵人大代表行使自己的權力和暢所欲言方面，還有待改進。(《廣州日報》3月11日)

　　在討論發言中，對人大和政府工作，動輒來一番八股式的歌功頌德，并捎帶著搞點自我表揚，這樣的人大代表每年都有，而且幾乎成了全國“兩會”期間，存在于某些代表團的一大“景觀”。對此，公眾其實早有看法，甚至懷疑這些代表能否真誠履職。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不正常現象？

　　關鍵在于代表結構存在問題。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針對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占70%的構成現狀，曾大聲疾呼“代表中的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人民代表大會不是官員代表大會！”(人民網2005年2月24日)對本屆全國人大代表結構作過哪些調整？到底增加了多少弱勢群體代言人？好像沒有披露過具體數字。估計，整體格局至今仍無根本性變化。

　　在這種制度慣性的推動下，“兩會”期間，話語權勢必向官員代表傾斜。而官員代表多半在政界打拼多年，習慣于講“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大話、套話和正確的廢話。于是乎，發起言來一個個成了口若懸河的“歌德派”，似乎人大與政府不存在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更讓人煩躁的是，他們常常不失時機地將自己治下吹噓得鶯歌燕舞，如何了得，把人大這個公共話語平臺當成了張揚個人政績的場所。

　　非官員代表中固然也有“官唱民隨”，跟著歌功頌德的人。但一般而言，他們大多情非所愿。試想，分組討論，書記、市長就坐在自己身邊，并且都率先作了引導性發言，誰敢不看領導的眼色行事，擅自“得罪領導”，當眾“胡亂放炮”呢？所以，傻到不知“油多不壞菜”，敢怒敢言地步的草根、企業代表，至少目前還不會太多。(徐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