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福建羅源縣政府一輛公車交通肇事導致一死一傷，車禍發生后，車內的幾名干部紛紛下車，卻沒有上前救人，而是選擇了離開。此事調查結果公布后引發群眾質疑，認為當地政府有避重就輕、希望讓這一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嫌疑。(《中國青年報》3月11日)

　　公車肇事、干部徑直離去，這顯然已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見死不救”，然而，調查結果卻認定，事發后“駕駛員等人立即報警，5名乘員及司機直到交警和120救護車趕到事故現場處理才離開”。既然如此，為何事發后的監控錄像需要“保密”？對3名副科級以上干部予以停職處理又所依何法？

　　按照公眾“經驗”，如果輿論不跟進，這事兒基本就到此為止；但如果密集追問，恐怕問責就會出現新的版本。我們應該還記得“史上最牛官員別墅群”的例子：2008年11月26日，直接責任人熊傳明被河南省紀委監察廳和信陽市紀委監察局撤掉了信陽市國土資源局黨組書記、局長職務，并給予他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此前，熊傳明得到的處分是“行政警告”。公眾認為過于“輕描淡寫”，于是在輿論壓力下，熊傳明終于“落馬”。再比如，剛剛塵埃落定的“躲貓貓”事件，嚴肅的司法問責竟也是在輿論的層層倒逼下才一波三折趨向正義。

　　官員問責究竟怎么啦？為什么問責結果如此不可預期？為什么問責力度取決于官民博弈？如此問責很像菜市場，媒體就像“公平秤”，突發事件好比是商品，官方給出“已經處理”的價格，群眾不滿，覺得水分多，再集體“砍價”，于是官方再回去“重新處理”，群眾覺得可以接受，于是埋單，皆大歡喜。在這一過程中，官員問責顯然是粗放式的：一旦媒體失聲，群眾立即遭遇信息不對等，“砍價”更無從談起，所以很多“賬單”需要媒體曝光；而一旦輿論不夠猛，就算媒體一片冰心，問責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像轟隆隆炸掉的千萬觀光塔，誰出來擔過責？

　　這一切，都是官員問責缺乏剛性、無標準可循的結果。因此，問責淪為被輿論牽著鼻子走、或看上級的決心與臉色。問題是，在地方權力架構中，“上級”與被處理的“下級”往往關系曖昧，上級天然具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沖動，指望行政性處理一步到位地抵達公平正義，似乎很難；再說，即便“上級”鐵腕無私，囿于視角有限，主觀判斷很難精準，時有矯枉過正，譬如開會打瞌睡就免職等，也悖逆問責本義。

　　問責要想不至于淪為討價還價，就得從長官意志走向程序，從道歉走向細分責任，從繞指柔走向剛性：一是應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真正做到按既定程序辦事；二是從“道德問責、政治問責”的偏好中走出來，關注責權對等的行政問責、司法問責。借用一個流行語——請不要拿你的問責來試探我憤怒的底線。(宋桂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