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稱看了十幾年各種各樣的財務報告、能看懂世界上所有財務報告的海歸分析師吳君亮，在拿到深圳市政府財政預算報告后卻稱“看不懂”。他很懷疑，“不是專業人士的一般人能看懂嗎？”

　　自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以來，吳君亮和他的幾個同事一直在做一件和自己本職工作無關的事情：向多個政府部門申請公開部門年度財政預算報告。

　　但他的申請過程并不如意，他坦言，很希望能有機會向專家學者請教一些令他困惑的問題。

　　3月9日，吳君亮如愿來到北京，參加由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組織召開的“信息公開與透明政府建設”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里，他不僅見到了國內行政法學界的頂尖學者，還遇到了法律實務部門的官員。在會后接受記者采訪時，他的語氣明顯比之前輕快了許多，用他的話說，是因為“心里更有數一些了”。

　　成績問題并存 申請者感嘆“曲折前進”

　　吳君亮的申請過程可用“曲折前進”來形容。從2008年5月條例實施開始，他和助手向15個政府部門發出了申請，包括財政部、衛生部、教育部、科技部等。他還選了15個比較大的城市提出申請。“差不多每個部門都給了我們非常客氣的回復，這個比例約占90%。”吳君亮說，“這充分說明，政府部門在積極回應老百姓的要求。”

　　但“反復申請”對吳君亮來說也是家常便飯。“拒絕我們的理由有很多，如果第一次用了一個理由，第二次就會找別的理由。我們最多的一次是向一個部門發了9次申請。”吳君亮說。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吳君亮已經拿到了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2008年5月，我們向深圳市財政局申請市級預算，市財政局把預算草案發給了我們。其他幾個部門也基本上給了我們想要的東西，雖然不是很完備。”

　　事實上，深圳市政府向吳君亮公開的2008年度部門預算草案可稱為政府信息公開的“拐點”，深圳市政府也由此被評價為“全國首個向普通公民公開預算報告的政府部門”。

　　來自國務院法制辦政府法治協調司的青鋒司長在會上表示：“這個制度的實施還不到一年，要非常準確地評估還有一定的困難，數據什么的還沒有報上來。當然還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實施情況總體看還是可以的。”他用一個現象證明了自己的觀點：現在，如果說想查一個市級地方政府的情況，只要到網上去，大部分都能夠查到。有一次他想查石家莊市的情況，就在網上點擊，網站出來之后，所有的部門都可以查到。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法學會行政法研究會會長應松年對此也表示贊同：“信息公開是我們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里程碑，我們可以說是剛剛邁開步伐。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已經取得了相關的成績，我們也會發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之后再逐步地完善，這是很正常的。”

　　而對于一些政府部門為什么不愿意公開信息，吳君亮也曾經仔細琢磨過。他對記者說，他揣測，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第一是習慣思維，政府公開預算，這樣的事情原來都沒有，工作人員可能會想，我們辦好事就可以了，這個東西給你干什么呢？另外一個可能是政府部門擔心，這些東西公開了會不會有問題，他們也不知道結果會怎么樣。此外，一些資料政府部門可能也沒有準備好。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王敬波曾在北京、上海等數個地方進行調研，調研成果部分印證了吳君亮的猜測。王敬波發現，條例的實施存在幾大問題：各地發展不平衡；信息公開的范圍不確定；政府信息公開的能力被簡化；信息公開和政務公開是“兩個制度、兩批人馬”；公開手段過于強調紙質化；爭議的解決途徑有待進一步拓展。

　　一致感受 條例尚存三大模糊點

　　在所有與會專家中，給吳君亮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清華大學法學院的副院長沈巋。“沈教授對于條例模糊性的分析與我在申請過程中碰到的問題，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吳君亮說。

　　“目前，不少個人都在嘗試著運用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條例來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在整個過程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政府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同時我們也發現，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有一些法律上的解釋難題。”沈巋說。

　　沈巋向與會者闡述了條例存在的三大模糊點：

　　首先是“模糊的例外邊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明確是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可是，例外的邊界究竟在哪里？比如像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以及隱私等，這些都是很含糊的詞，實踐中容易面臨法律解釋方面的難題。

　　第二是“模糊的適用對象”。條例里明確規定適用對象是行政機關、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就很模糊。事實上，行政法學界就一直在爭論，這個組織是否包括大學？比方說，大學生申請教學樓建設的信息能不能公開？

　　申請者資格也有模糊性。根據條例第十三條規定，申請者要有生產、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才能申請。而且，在國務院辦公廳的實施意見里特別提出，如果沒有特殊需要，行政機關是可以有權利不公開的。

　　對于沈巋提出的條例模糊性問題，另一位與會律師徐建國也是深有同感。

　　去年5月1日，徐建國用特快專遞去函，向湖北省某地交通局申請告知摩托車養路費征收的標準和辦理程序，違規處罰的程序和處罰標準，罰沒資金的收支情況等政府信息。5月3日，該交通局簽收了申請書信函后遲遲不給答復。無奈之下，徐建國向當地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

　　“我是因為一個很偶然的原因打這場官司的，但我在實踐中仍深深地感到，申請人的資格如何確定，信息公開的界限又在哪里，這一系列問題有待進一步明確，這也關乎到條例的實施。”徐建國對記者說。

　　訴訟漸多 粗疏規定困擾司法審查

　　隨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相關訴訟也多了起來。在會上，真正讓吳君亮感覺“心里有一些數了”的發言，是法官所言。

　　“政府信息公開過程中的確遇到了很大挑戰。因為在對信息公開和對知情權的詮釋方面，很重要的一項是有沒有一個司法的救濟。條例給法院提供的可依照的規定不多，只有半款，也就是第三十三條第二款，很多具體操作的依據非常缺乏。另外在實體制度方面，條例的很多規定比較粗疏，這些都給具體實施司法審查帶來了一定的難處。”作為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項目的負責人，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長李廣宇坦言，對于條例他也感到“模糊”。

　　李廣宇說，目前政府信息公開訴訟存在的問題包括：受案范圍的問題，這涉及到法院“口子開多大，門檻有多高”；還有原告資格問題，即什么樣的人能夠到法院提起訴訟，啟動司法審查的程序；最后是告誰的問題，焦點集中在供水供電供氣等事業單位能不能作為被告，“我們的意見傾向于可以作被告，但還有一些意見是把這個取消”。

　　“總的來看，在條例實施的近10個月的時間里，并沒有出現之前某些人擔心的‘訴訟爆炸’的局面。盡管問題不少，但畢竟行政和司法實踐都邁開了步伐。我覺得和國外相比，我們10個月的步伐已經不能算小，只要繼續向前邁進，一定會有一個好的發展。”李廣宇總結道。

　　與會的另一位法官，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王振清說：“我覺得在信息公開、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這個問題上，一種意識正逐漸深入人心。對于政府信息公開，司法機關要不要信息公開？坦率地說，我一直致力于審判信息公開。過去一些老百姓要了解審判信息是非常困難的，而現在我們開發的各種軟件，讓老百姓最便利地得到一些信息。這種意識的升華在某種意義上說，比政府公開的一些信息還要重要。”

　　王振清透露說，條例實施以來，在北京地區，法院見到的申請信息公開的案例有10多起。他對此作了一個總結：

　　從案件涉及的領域來看，大多為征地補償、拆遷補償等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領域；

　　從案件類型上看，既有要求政府機關依法履行公開政府信息的，也有認為政府信息公開后侵犯其合法權益的；

　　從案件的處理上看，有的不屬于行政審判范圍的，裁定不予受理，也有的案件經過實體審理之后，駁回當事人的請求；

　　從行政機關不予公開信息的理由上看，有的不屬于本機關的職責范圍，有的涉及到國家機密、商業秘密。

　　“總體而言，由于政府信息公開案件屬于比較新的案件，法院在受理和處理中，目前的態度相對還是比較審慎的。”王振清說，“隨著條例實施時間的延長，此類案件會呈上升的趨勢，涉及的領域也會越來越廣，其中有很多問題的確值得研究。”

　　吳君亮告訴記者，一段時間以來，他心里一直有一個困惑，如果政府部門不愿意公開信息，我們應該怎么辦？“聽了兩位法官的話之后，我了解到有關方面和司法機關對這個問題已經在展開周密的思考了。我覺得，政府信息公開的進程是值得期待的。”(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