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鄂湘，湖北公安人。曾先后主持和參加過國家“八五”、“九五”規劃國家社會科學法學重點課題，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教委基金和國際合作研究項目十余項。他所創辦的“武漢大學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法律援助機構，多年來為全國數萬“社會弱者”提供免費法律援助。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二級大法官。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一大早，一份提案吸引了記者的眼球。這份名為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提案，出自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委員之手。趁著全國政協民革小組討論會間隙，記者采訪了他。

　　去年兩會期間，萬鄂湘就提出了水資源司法保護問題，而剛剛過去的鹽城水污染事件，引發他的深思：要留住藍天碧水，必須創新環境保護機制，發揮司法機關的能動作用，補充環境行政執法的不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

　　立法司法雙重羈絆

　　“隨著生態環境惡化，公民環境保護意識提高，建立公益訴訟制度對司法保護環境能起到的作用將是無窮的。”萬鄂湘說。

　　在奔赴各地調研中，他發現，因為沒有責任追究機制，污染企業沒有罪惡感就會肆意污染。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例如有很多家企業都在偷排，如何確定污染是其中一家造成的？如何證明存在危害？這些實際問題如不解決，污染就會肆意發展下去，淮河、太湖等都將面臨危機。建立公益訴訟制度至少能夠警示：誰污染環境誰就必須承擔責任。

　　但現行法律規定嚴重阻礙了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環境公益訴訟應該包括民事、行政、刑事三種類型。這三種類型中的任何一種環境公益受到侵害，都應有相應的制度保障，使這種被侵犯了的環境公益得到救濟。”萬鄂湘說。

　　他指出，在目前的三大訴訟法中，除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對侵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訴訟外，另外兩大訴訟法均未對公益訴訟作任何規定，而且還在某些制度上限制了公益訴訟的提起。

　　我國的憲法、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均未規定公民享有環境權，相反環境保護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直接受到損害的人才有權獲得賠償，這就排除了因社會公益受損而獲得賠償的實體權利。

　　“司法實踐中，人民法院審理公益訴訟案件既缺乏程序法的規定，也缺乏實體法的依據，故很難受理公益訴訟案件。”萬鄂湘說。

　　環境公益訴訟初露端倪

　　“盡快建立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已勢在必行。”萬鄂湘說，我國在建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方面已經有了法律和政策基礎。根據我國憲法規定，國家應當建立各項制度，通過各種途徑實現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目標。憲法的規定為我們構建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環境保護法規定一切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并有權對污染和破壞環境的單位和個人進行檢舉和控告。這條規定為公民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的形式行使控告權利提供了空間。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檢察機關代表國家對侵害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訴訟，這又為刑事環境公益訴訟提供了直接的依據。

　　記者了解到，雖然障礙重重，目前，一些法院已經受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并作出了判決。

　　2003年4月22日，山東省德州市樂陵市人民檢察院針對污染環境的金鑫化工廠，提起環境民事公訴，請求法院判決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同年5月9日，樂陵市人民法院作出判決，要求金鑫化工廠自行拆除污染設施、停止侵害、消除妨礙、消除危險。2008年12月9日，廣州海事法院對廣州珠海區檢察院提起的廣東首例水資源污染公益訴訟案作出了一審判決。

　　“類似案例近年來在全國各地法院頻頻出現，人民法院已向社會敞開了環境保護公益訴訟之門。”萬鄂湘說。

　　修改環保法確立公眾環境權

　　如何構建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呢？萬鄂湘認為，一方面，應當修改環境保護法，在實體法上確立“公眾環境權”，賦予一切單位和個人有權針對侵害“公眾環境權”的侵權人提起環境公益訴訟。

　　與此同時，他建議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中分別增加民事環境公益訴訟和行政環境公益訴訟的程序，并著重解決起訴主體、訴訟管轄等問題。

　　萬鄂湘分析說，按照環境公益訴訟的不同類型，起訴主體也有所不同。對刑事環境公益訴訟可依法由檢察機關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民事環境公益訴訟起訴主體方面，檢察機關當然具有提起民事環境公益訴訟的資格，行政機關也有權提起民事環境公益訴訟。根據“公眾環境權”和“訴訟信托理論”，一切單位、公民均有權提起民事環境公益訴訟。在行政環境公益訴訟的起訴主體方面，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相關行政機關是被告，而人民檢察院，一切單位、公民都可成為原告。

　　關于訴訟管轄，萬鄂湘認為，該類一審案件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在地域管轄方面，可由被告住所地、侵權行為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跨省市行政區域的河流污染案件，可由高級法院指定某中級法院或海事法院集中管轄。(袁定波 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