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代表委員已成了當下的輿論領袖，他們每天尖銳的批評和建議，都會“引爆”輿論對相關話題的熱烈討論——精英、明星、官員、名人代表委員們幾乎壟斷了兩會話語權，媒體上充斥著他們的聲音，而來自基層的代表委員，似乎很少能提起引發討論的議題。

　　這是一種失衡的政治話語生態。這方面，我認同葛劍雄委員的觀點：教育界別今年討論幾大熱點時發現，來自基層的聲音太少了。可很多時候，問題都在基層體現。這樣我們討論的東西，會距離群眾太遠(3月10日《廣州日報》)。作為一名學術精英，沒有沉迷于精英聲音獨大的自負中，而是反思基層聲音的缺席及基層問題被遮蔽，這是一種可貴的基層問題意識。

　　確實，中國許多社會問題都體現在基層，最大的問題承受者也是基層群體。基層更有切身利害感、更能接近真實狀況并更能切中問題要害。兩會參政議政，基層原汁原味的聲音不能被遮蔽。

　　為什么基層代表委員在兩會輿論議題的設置上沒有多少話語權呢？我想問題可能有三：

　　其一可能正如葛劍雄所分析，問題出在代表委員組成結構的不平衡上。他舉例說，今年教育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一共108位，基本上都來自高校，一名小學教師都沒有，只有一名中學校長。其他界別和人大代表的組成，可能也存在這種失衡狀況。來自基層的代表委員很少，自然就很難發出聲音了。前段時間曾有人高度贊揚“兩會調整座位”彰顯平等參政，這種過度闡釋非常可笑。其實最需要重視的參政平等，首先在于每個社會階層都有平等的參政權。

　　其二可能是某些媒體對精英發言的偏愛。除素質較高、更有水平外，精英代表委員的發言很多時候也更能把握輿論的需求，更知道記者想報什么、公眾想聽什么、什么能引起關注，自然就獲得了媒體的青睞。加上一些媒體不健康的炒作心態，于是基層代表的聲音自然就被冷落。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某些基層代表可能缺乏在官員面前講問題的勇氣。在官本位很濃厚的現實中，基層代表在代議殿堂上面對許多官員會有一種顧慮和畏懼心理，傳統的畏官、畏權心態和根深蒂固的下級心態，使他們不敢大膽地反映問題。在小組討論時，總有一種向上級匯報、向領導學習的謙卑心態，動不動就說請領導指正，動不動就是請上級指示。仰視領導并戰戰兢兢地參政議政，自然就不敢直言批評。

　　兩會更多反映基層的聲音，需要精英們主動地“讓”和媒體認真地“聽”，也更需要基層代表委員在提高自身參政能力中去“搶”，不要甘于話語權被精英所壟斷。(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