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向全國人大報告檢察工作時，坦承了過去一年來檢察工作中的主要問題。曹建明談到，“一些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意識和能力不強，存在不敢監督、不善監督、監督不到位等現象”。為此“三不現象”做注腳的，既有云南晉寧縣檢察院駐所檢察院的“監督不到位”，也有安徽阜陽潁泉區檢察院檢察長的“不敢監督”。

　　在此“三不現象”中，不善監督與監督不到位均可通過檢察官素質的提升和職業道德的強化而逐步加以解決。但“不敢監督”的破局卻更多在監督能力之外，在乎監督體制之中。

　　據《北京青年報》3月9日報道，在先后派出三個調查組，并啟動異地辦案之后，安徽省阜陽市“白宮”舉報人李國福終被認定其生前遭到了原區委書記和區檢察院原檢察長的合謀陷害。一個被媒體所關注的細節是，涉案的區檢察院汪檢察長一開始不太贊成“張書記”的做法，但“張書記”對其施壓，曾以撤職威迫。

　　的確，若讓一位副處級的區院檢察長來“監督”甚至依法查處一位正處級的區委書記，確有“敢”與“不敢”的問題。避免這種監督之困，還在于體制之變。“白宮案”中，張書記的“撤職威迫”不是空話，確有他實實在在的撤職之權為堅強后盾。汪檢察長最終選擇了“以身試法”，以不敢“以身試權”，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他的監督權在基層還遠未強大到有監督一把手的底氣。

　　解決“不敢監督”其實并不復雜。只要讓區委書記與區檢察院檢察長不在一個行政職級系統里，無法依行政職級排出上下尊卑，也無法依上下級關系動輒以“撤職”相威脅，一個正直的區檢察長自會多了“敢于監督”的勇氣。這一目標的達成，在制度設計上已有眾多專家學者提供了一個頗獲認同的方案：檢察系統在人、財、物的供給上，應保持省以下垂直管理。

　　與上下級法院之間是審級關系、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不同，上下級檢察院之間本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檢察一體化原也要求上下級檢察院在一體化中形成合力，以破除監督過程中的種種干擾。注意到此次曹建明檢察長的工作報告中，也提出了“全面落實中央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的部署，從滿足人民的司法需求出發，以強化法律監督和加強對自身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為重點，推進檢察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單從字面上看，“工作機制改革”或可是“零敲碎打”的，但檢察體制改革必然需要“大動筋骨”。檢察體制改革的焦點便是“人、財、物”的管理體制。不去除檢察機關對當地的人、財、物的依賴，“敢于監督”實難成真。

　　檢察體制改革乃至司法體制改革，自十六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以來，已有些時日。司法改革若要深入，“優化職權配置”當為最大的看點———它既要求審判機關、檢察機關打破既有的權力配置格局、合理調整和配置審判權和檢察權這一重大問題，又亟待人大能協調好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人、財、物保障。基層檢察院在人、財、物上擺脫了地方，檢察官才不會聽命于當地主要官員。各界還應就此議題進行深入討論，以期推動制度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