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發言尖銳，敢于大聲向官員或部門質詢的代表委員才會被稱為“炮手”。昨日上午的政協分組討論，葛劍雄所在的教育界別37組不對記者開放；中午午休時間，記者在其駐地房內錄下這位兩會“炮手”今年的“雷”語。

　　“有些委員連參加兩會都是早上動手術下午來開會，他能提出什么高質量的提案來？”去年“兩會”，復旦大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葛劍雄被媒體選為“五大炮手”之一。今年“兩會”，面對記者“圍攻”和“棘手”的話題，他始終攻勢凌厲。

　　“特赦”體現尊重人權

　　花白的頭發，矍鑠的眼神，極快的語速，葛劍雄進出會場的腳步急促矯健。他房間里的電話，終于在午休時間稍微清靜了一段——人們不知道，精力過人的他其實從來不用午休。

　　這兩天，鋪天蓋地的爭議涌向葛劍雄今年撰寫的一份提案：“新中國60周年大慶建議實行特赦”。“有人說當前治安形勢不好，也有人擔心腐敗官員借此機會徇私脫罪，但是我認為這些擔憂完全沒必要。這是一件現實意義和象征意義都很明顯的事。實行特赦有充分的法律依據。”葛劍雄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十七款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就是“決定特赦”。

　　“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圍繞憲法來做有什么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從1959年至1975年共實行過7次特赦，首次特赦主要對象為戰爭犯罪分子、反革命分子及普通的刑事罪犯，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此后6次都是針對戰犯，”他表示，目前已有的特赦行為都帶有政治性，如今有了建國60周年這個“契機”，為什么不能借此建立我國尊重法治尊重人權的形象？

　　“特赦還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一些因過失犯罪、交通肇事、理智喪失、家庭暴力等原因犯法被判刑的犯人，他們被減刑或釋放，其對社會的危害是可以預計和預先防范的。特赦不是大赦也不是普赦，公檢法部門完全可以制定‘特赦’細則嘛。”

　　“還有一些囚犯的家庭狀況不好，如果提前釋放，他們也能早日回歸社會建設家園。‘特赦’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很好的。”葛劍雄指出，還有一個很現實的考慮是，一些貪污違法者因為數額巨大而被判死刑，但往往這樣就中斷了繼續追查的線索，如果能緩刑說不定有助于進一步挖掘相關信息。“‘特赦’并非只有釋放一種方式，減刑也是一種考慮，方式上可更靈活。”

　　代表委員需設立“專職”

　　會議日程已進入第7天，葛劍雄發現了“新問題”。“成員結構需要優化”，他指出，今年教育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一共108位，基本上都來自高校，一個小學教師都沒有，只有一名中學校長。

　　“教育界別今年討論的幾大熱點，義務教育、教育公平、就業、學風、幼兒教育、醫學教育、民辦職業教育等，一討論就發現，來自基層的聲音太少了。”葛劍雄認為，這有“歷史原因”。“民主黨派成員組織方式多是邀請，不是中上層人士很難進入其中，同時也因其建言功能所致，對委員個人的專業素質要求也比較高；種種因素形成了基層人士比較少的現狀。”

　　“很多時候，問題都在基層體現，這樣我們討論的東西會距離群眾太遠，我個人非常希望能改善政協委員組成的結構，需要擴大來自基層的聲音。”他誠摯表示。

　　與此同時，今年“兩會”讓葛劍雄感慨良多。“我們的政協委員都不是專職的，很多人都非常忙，我就看到有的委員早上還在動手術，下午就來討論，還有些開會開一半就得回去上課。這么忙怎么有精力提出有質量的提案來？”他認為，現代人的職業壓力使大部分人都只能顧及到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可能對社會各方面有全面觀察。

　　“很多人覺得政協提案質量連年下降。我認為‘兩會’到了需要有專職委員或代表的時候了，至少可以從有‘專職常委’開始。”葛劍雄指出，今年金融危機背景造就的各種話題，更加要求委員代表提案議案的專業水平提高，“不花時間調查研究就提不出有價值提案來的。”葛劍雄說，“很多委員提出的提案看起來很奪目，但我常問，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有多大，有多大的代表性？他們就被問住了，因為他們不知道真實情況。”

　　社會不公平造就教育不公平

　　教育公平是今年教育界熱論的話題之一，本報此前報道的《農村娃上大學比重下降隱情何在》引起強烈反響。葛劍雄對此觀點十分鮮明：“很多人只看到高校的農村學生少，看不到教育不公平的根源是社會不公平！”

　　“這些年來，城鄉差別擴大的速度有多快？政府是如何推動縮小工農差別工作的？只有社會有這個推動力，教育才能比社會力量走快一步。而現實是社會急劇變遷造成的差距不是學校所能承擔的。”

　　“我也有讓人很頭疼的學生，他讀到博士了，但是他說的英語我完全聽不懂；也有學生閱讀面太窄，那是因為他從小就沒有機會讀啊。”葛劍雄認為，當今教育不公平現象從義務教育階段就開始了，只不過結果最后集中在高校里展現，“因此不要期望到了大學再來縮小這種差距”。

　　院士變成植物人也要戴頭銜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富潤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趙林中提出有必要建立“院士退出機制”。葛劍雄就認為，這在目前不太“現實”。“我國也有一定的措施，如80歲以上的院士，為資深院士，不再有投票權，不再有推薦權，其實就是退出了。但為什么目前現實中還是沒有退出呢？主要是外界給院士戴上了過多的光環。其實，在非專業的領域，院士也是普通人。”

　　“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為院士一定要退出，如果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以延續。否則就應該退出。我們國家目前沒有這方面的政策是因為評估體系的問題，有些高校把有多少個院士看作一種資本。所以哪怕院士已經成為植物人，也要讓他戴著院士頭銜，并且滋長一種不正之風，只要掛個名就能拿薪水。”

　　反對聲音：特赦不合時宜

　　律師王波反駁此提案不切實際

　　本報訊 (特派北京記者張強)日前，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葛劍雄提交提案建議：在建國六十周年大慶之際特赦輕微犯罪人與過失犯罪人。這份提案引發了社會各界、尤其是法學界的激辯。著名刑事律師、廣州金鵬律師事務所主任、廣州市律師協會副會長王波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當下實行特赦，就好比“還不會走路，就學劉翔跨欄”。

　　“特赦”會催生司法腐敗

　　首先，除了少數專家倡導，社會大眾并沒有普遍的特赦訴求。其次，在我國誠信體制極度缺失的情況下，特赦絕對是“弊大于利”的。什么人該赦？什么人不該赦？標準是什么？由誰把握？由誰執行？一連串的疑問，給權力尋租提供了極大的空間，在相關配套措施不夠完善的情況下，特赦容易催生司法腐敗。這就好比高考中的“特招”與“自招”，容易給老百姓提供“想象的空間”。

　　而且，眼下正是中國經濟困難的一年，在社會維穩壓力原本就很大的情況下實行特赦，無異于雪上加霜，是不合時宜的。

　　“先學走路，再學劉翔”

　　特赦的理論基礎，是理論界長期倡導的“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王波認為，刑事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考驗一國政府的智慧。然而，“先學會走路，再學劉翔跨欄”卻是亙古不變、符合規律的正確之舉。

　　眼下，中國在制度安排上，并不缺乏對犯罪分子施以人文關懷的規定，如取保候審、死刑犯臨終關懷等。關鍵在于把這些規定落到實處，比如：對非暴力犯罪人，是否可以多采用取保候審的辦法？對即將被處以死刑的犯罪人，是否能夠提供死前親情關懷與心理撫慰？

　　他認為，功夫在平時，如果刑事政策實施得當，“不該抓的就不抓，該嚴懲的就嚴懲”，不實行特赦又何妨？

　　“兩會大炮”驚人之語

　　“在社會不公平的情況下，能單獨要求教育公平嗎？城鄉差別為什么擴大？社會不公，學校應該怎么辦？”

　　“大學生去賣豬肉有什么問題？誰說他要賣一輩子，完全可以逐步轉型為食品加工專業人才，研究‘肉食品銷售’這樣的博士論題。做環衛工人也可以，現在我們的環衛所也要使用GPS技術，國外進大公司都要從做門童開始，大學生沒什么是不能做的！”

　　“現在學校‘圈地’，動輒上千畝。地方政府打如意算盤：先貸款讓學校建房擴招，提高學費招自費生，到時歸還本息后還可創收。銀行也視大學為優質客戶，反正都是姓‘公’，到時還不了，還是政府埋單。”

　　“很多官員熱衷想辦法‘拿’博士學位，為什么？他們就為了升遷。‘博士大躍進’就是一種明顯的官場學術腐敗。現在官場提拔標準是選‘品種’而非選‘人才’。”

　　“去年，我國的博士授予數量超過美國，攀升至世界第一。你能說我們的學術成果就超過了他們？”

　　“不能嚴懲學術腐敗，無形中就為學術造假者提供了保護傘。”（本報特派記者邱瑞賢、黃蓉芳、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