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稱作“隱性監督”的制度，在江蘇泗洪縣推行了半年多。去年7月，泗洪縣紀委公開招募了68名“特別監督員”，對黨員干部8小時工作之外進行隱性監督，隨時向紀委舉報。泗洪紀委稱此舉是為擴大群眾監督路徑。當地官員稱被許多雙眼睛盯著“如履薄冰”。而當地紀委官員認為，“如履薄冰”恰恰是隱性監督的成果(《新京報》3月5日)。

　　花了那么多精力，制訂了那么多制度，民眾的呼聲和社會的期待如此強烈，但反腐問題卻仍像個社會癤子，難以拔除。這不由得讓我們承認，在當前的制度結構和條件基礎下，反腐實在是難上加難的問題。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社會難題，只要民眾的呼聲比較強烈，政府部門下定決心，一般都能又快又好地得到解決。可見，對于反腐難題，不能輕敵，不能簡化處理，要以更開闊的視野和思路，多思考基礎制度建設層面的問題，多考慮制度結構上影響反腐效率的問題。而如果陷入技術反腐的泥淖，缺乏基礎制度的支撐和保障，任何反腐小伎倆在貪腐高手面前，都將顯得微不足道。

　　老實說，和很多人一樣，我并不相信真正的貪官會因這68位“便衣紀檢”而覺得“如履薄冰”。相反，貪官的應對方法會使貪腐問題更加隱性化。當人們輕易認為此舉取得成效，以為貪官因此而罷手時，對官員的反腐警惕性也在降低，反腐力度反而可能下降。與此同時，如果對反腐技術過于迷戀，不僅可能會讓人們失去對反腐戰略的關注，也會降低人們對反復基礎制度建設的重視力度。因此，無論是怎樣突發奇想的反腐妙招，都不足以為賴，也不足以為信，倒是更有必要更多考慮反腐妙招可能帶來的情況變化和負面效應。

　　反腐需要技術，需要一切可用的技術，但要警惕陷入技術化迷途，要拒絕反腐技術化的簡單思路。還有個前提，那就是首先得有一個清晰的戰略戰術，要對基礎性的制度建設予以足夠關注。比如對于“便衣紀檢”所舉報的情況，究竟是作為調查證據還是作為舉報材料呢？如是前者，那得追問這是否有法律依據；如是后者，那我倒更希望人人都成為“便衣紀檢”。因為隱性監督不能僅僅依靠某群人，他們掌握的信息畢竟有限；更何況，目前也不可能建立一支龐大、專門的“便衣紀檢”隊伍。既然如此，何不打一場反貪腐的人民戰爭，讓所有公民都成為官員的監督者？這其實就回歸到了一個常識，那就是要以法律法規等保障公民的監督權、舉報權，疏通維權通道，避免權力濫用，杜絕官官相護，保障舉報者權益。如果基礎反腐制度真正建設好了，還用擔心沒人有效監督官員？

　　“便衣紀檢”很有必要，但不該是幾十個人，而應讓每個公民都成為“便衣紀檢”。無論嘗試怎樣的反腐新技術、新思路，歸根結底還是要依靠基礎反腐制度來起作用。因此，反腐不拒絕技術，但以戰略戰術帶動技術，以基礎性制度建設生成恰當的反腐技術，才是更為科學與合理的選擇。(楊紹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