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要法制化、制度化，就是不能情緒化。”3月5日，李漢宇委員說起自己提交給政協大會的發言材料《健全問責制度，推進依法行政》時如是說。

　　李漢宇委員是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2008年9月，“問責制度建設”作為民建中央法制委員會的重要課題，由李漢宇委員擔任課題負責人，專門抽調一些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學者和法律專家組成課題組，赴山西進行調查。

　　調研中，他們發現，目前，我國一些地方的行政問責，其成效取決于媒體與社會的關注程度。其表現是，只有某個事件引起強烈的輿論關注時，有關部門才啟動問責制，處理幾個官員給輿論一個交代。如果缺乏輿論關注或壓力較小，問責程序就很難正常運轉起來。這樣導致的結果是，對一些輿論關注的瀆職失職事件，往往問責力度較強，而瀆職失職事故雖然嚴重、但未受眾人矚目，則問責力度就顯得疲軟，或者風頭過后再對免職官員另外委以重任。“如此一來，問責風暴就容易成為隨民眾情緒起伏的幌子，難以對官員施政起到真正的制約作用。”李漢宇說。

　　問題的關鍵在哪里？“在于是否責權一致，就是權力和事故之間有因果關系，而如果為了平息輿論而不問青紅皂白的問責，只能是個別官員的‘運氣不好’，對社會進步沒有好處。”

　　調研歸來，課題組整理出兩萬字的課題報告。他們認為，2008年，堪稱“問責風暴年”，應對集中爆發的公共安全事故及群體性事件，從中央到地方刮起了強勁的問責風暴。河北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潰壩事故、貴州甕安事件、深圳龍崗大火等事件中，若干高級官員引咎辭職或遭免職，為這些重大“人禍”承擔了責任。“但從整體來看，行政問責尤其是高官問責上，依然缺乏統一而具體的問責標準，問責依據分散且不統一、不細致、不明確，責任主體不清晰，黨政之間、不同層級之間、正副職之間權責配置不合理，地方行政問責的普遍存在缺乏依據、剛性不足、各行其事等缺陷。”

　　但另外一個現象是，有人因為在會議上打瞌睡就被免職。對此，李漢宇委員表示，“這樣的問責太隨意，也很情緒化。”李漢宇說，科學、合理并行之有效的行政問責，可以通過公正、透明的程序查明問責事故的真相，追究行政官員應當承擔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具體路徑是：通過立法健全問責制度、規范問責程序，確保各級政府和官員的權力始終處于一種負責任狀態，防止權力的行使脫離法定責任機制的監控，同時，避免行政問責的隨意化、擴大化。

　　李漢宇委員和課題組成員們注意到，目前，我國各地政府或出于加強行政紀律、整治行政機關軟、懶、散作風，或為了防治各種安全事故，或為了追隨問責的大流，紛紛出臺或者準備制定各種問責辦法，但多是上問下責。在大多數的行政問責中，都是下級因失職被上級要求辭職或者被解除職務。“但是，人們關心的是，上級失職誰來追究？”，為此，他們建議，由國家盡快統一制定《公務員問責辦法》，并頒布施行。

　　經過調研，李漢宇委員最深的感受是“行政問責只有法制化、制度化，才會真正對社會進步起到積極作用”。而這需要在不同的部門、職位之間有著科學的、嚴格的職責劃分，并以法律法規明確其責任。沒有明確責任劃分的問責制度顯然并不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只有執政黨及其官員在責任體系之內，才有可能實施嚴格意義上的問責制。”李漢宇委員說。(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