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化財產的追索，并不僅是中國一國遭遇的問題。在國際上，一些文明古國如埃及、意大利、希臘以及伊朗等國家都面臨相同的痛楚，也都有各自處理的方法。例如，意大利于1969年由國防部和文化部門共同成立了“保護文化遺產憲兵司令部和指揮中心”，統一指揮打擊盜竊和走私文物活動。中國政府雖未成立追索海外流失財產的統一機構，但這些年來的努力也不容忽視，并非如某些評論所描述的那樣毫無作為，“令人沮喪”。

　　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即為我國已全部參加了3個主要多邊性保護文物的國際公約：即1954年的《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及其議定書；1970年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以下稱UNESCO公約)；1995年6月由羅馬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

　　1995年的公約雖然對有關文物被盜以及非法流轉的認定以及禁止拍賣等情況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西方主要文物流入國并未加入該公約，公約對其沒有拘束力，同時由于公約明確規定不具有溯及力，使得我國通過該公約保護1996年以前非法流出文物的意圖完全落空。所以，就目前來看，保護文化財產最為有力的武器仍然是1970年的UNESCO公約，這也是我國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最為可能的途徑。

　　首先，對于UNESCO公約可以直接在其國內予以適用的國家，中國政府成功利用公約的實施機制，目前已追回大量珍貴文物。一個典型例證即為：2006年2月丹麥警方在哥本哈根市查扣156件疑似中國文物，并及時向中國駐丹麥使館通報了有關情況。國家文物局根據丹麥警方提供的照片資料，判斷這批中國文物屬于出土文物。根據UNESCO公約的有關規定，中國政府委托代理律師向丹麥地方法院提出將警方查扣的中國文物歸還中國的要求。2008年2月28日，丹麥地方法院宣判將這批中國文物歸還中國政府，使得一大批夏商至元明時期的珍貴文物免遭流落海外的命運。

　　其次，對于需要將UNESCO公約轉化為國內法加以適用的國家，中國政府則積極努力與其締結雙邊協定，使公約精神能夠切實履行，目前我國已與10多個國家簽訂了類似的協定，其中包括像意大利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當然這與中意兩國在文化財產保護上具有共同利益不無關系，也同時說明中國在外交上廣泛聯系具有共同利益的意大利、埃及、伊朗以及希臘等國集體爭取最大利益是完全可能的。而對于文化財產市場交易比較發達的國家，中國與之締結實施公約的難度則顯得困難許多。

　　據專家介紹，目前我國與美國、法國等文物流入國簽訂雙邊協定的困難主要有兩點：其一，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法律要求所保護的文化財產對象僅限于具有考古學意義與人類學意義的物品，并至少有250年以上的歷史，而我國則主張文物的概念超越考古學與人類學的意義，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物品均屬文物范疇；其二，某些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目前國內立法與執法機制對保護文化財產并沒有達到嚴格程度，在國內市場尚未管理好的情況下，禁止文化財產的出口與海外拍賣無異于奢談。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已有文物保護專家呼吁：“目前國內打擊文物走私與非法交易比追回海外流失文物更為重要”。

　　好在自從1998年以來的中國外交努力最終沒有付之東流，就在圓明園文物追索事件激發全民保護海外文物熱情的前幾天，中國政府授權駐美大使與美國相關官員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舊石器時代到唐末的歸類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跡雕塑和壁上藝術實施進口限制的諒解備忘錄》。

　　雖然備忘錄的簽署與我國所要實現的目標尚有距離，但正如有關人士所論：“中美兩國諒解備忘錄的簽署，不僅是防止中國文物非法流入美國的重要舉措，而且是推動國際社會在文化遺產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具體行動。”與美國這樣全世界最大的文物市場國尚且能夠達成協議，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與歐盟諸國、乃至日本在相關方面的突破也將為時不遠。屆時，中國人民面對包括圓明園文物在內的海外文化財產追索，在法律上或將不會再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謝新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