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對于法國法院以訴訟主體不適格為由駁回中國律師的訴訟請求，最終導致兔首鼠首被高價拍賣一事，有輿論認為關鍵是因為一些相關政府部門，如圓明園管理處、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中華搶救流失海外文物專項基金會的表現令人沮喪。

　　言下之意，有關政府部門作為適格原告，在訴訟中沒有挺身而出，乃系此次國寶追索慘遭敗績的重要原因。實際上，據不完全統計，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總數至少在160萬件以上，姑且不說件件文物若都以訴訟追索，我國政府沒有哪個部門有如此精力與能力處理，就是個案訴訟中牽扯的國際公法、國際私法等諸多難以逾越的法律障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保持冷靜、清醒的頭腦，謹慎以國家名義提起文物追索訴訟。

　　我國政府是海外流失文化財產的惟一所有者。有媒體報道，有律師團以相關政府部門不愿作文物追索的原告為由，首先找到所謂“愛新覺羅宗親會”出面作為原告而進行訴訟，“因為當年的圓明園是皇家園林，國寶銅獸首當年屬于皇家所有。”雖然文物原屬皇家所有，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后，對于封建貴族以及有關官僚資產階級的財產依法進行了國有化和征收，包括已經流失海外所有的原屬封建貴族的財產，已完全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種國有化的法令不僅在中國境內有效，依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外國也具有法律效力。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國方面的辯護律師認為追討文物的原告主體只要不是中國政府，都難以適格，巴黎高等法院駁回中方訴訟原因也正在于此。

　　然而，我國政府不宜以國家名義提起類似訴訟。首先，法律障礙很大，勝訴可能性很小。對于文物原屬國來說，索回文物的法律依據主要是國際公約和文物拍賣國的法律。就國際公約而言，涉及文化財產保護的國際公約雖有十余個，最主要的是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這個公約禁止非法流轉的文化財產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使其失去市場價值，實在是制約文物非法流轉的利器。然而，公約的具體內容并不完善，整個規則體系只是框架性的，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對此公約的實施機制，西方國家一般采取轉化的方式予以適用，即有關國家根據公約制定國內法，以國內法的方式限制非法進出口文物的流轉。這就需要像中國這樣的文物流出國和這些西方國家簽訂雙邊協定，與其國內法相對接。

　　但令人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此類雙邊協定還鮮有達成，所以國家訴訟追索缺乏國際法依據。而以文物拍賣國法律進行追索，則面臨國際私法上的訴訟時效、善意取得以及跨國取證等諸多難以逾越的障礙。目前國際上所有有關文化財產返還的案例中，幾乎沒有原告獲得勝訴的情況。考慮到我國政府進行這種跨國訴訟的精力與能力，以訴訟的方式進行追索，得不償失。

　　其次，我國政府主動提起訴訟有可能引起國外對我們的惡意訴訟。我國政府采取絕對豁免的立場，即中國政府以及代表中國政府行事的人以及財產完全免除外國法院的管轄，否則即為對我國主權的嚴重侵犯。但國際法中有一條普遍的準則，即享有豁免權的國家如果主動起訴或應訴將不再享有主權豁免。倘若我國政府主動提起訴訟，對方提起反訴，即意味著豁免權的喪失，會給國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煩。一些敵視中國政府的西方法官可能將不相關的案件合并審理，會給我國外交造成政治壓力。

　　第三，西方國家一般訴訟費用、律師費用都極其高昂，此類訴訟難免聘請外國律師，也難免告知其我國相關立場，甚至國家秘密等情況，這種風險不容忽視。

　　所以，如果說中國海外文物流失是中國人民心中難解之病痛的話，它是一場需要長期治療的“慢性病”，而絕沒有一勞永逸的“特效抗生素”，我們只有采取類似于中醫療法的綜合手段。在法律上，有關的文化財產流入國，必須承認我國國有化法令的有效性以及我國政府是這些文化財產所有權的惟一合法主體。這是我國主權的必然體現，也是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在外交上，一些文物流出國，如中南美洲國家、意大利以及柬埔寨等國已經與美國、瑞士等文物流入國簽訂了與UNESCO公約對接的雙邊協定，以限制和禁止該國文物向美國和瑞士非法出口，并且在市場上進行交易。一旦文化財產失去市場價值，采取合理補償的方式將已流失的文物收回就相對容易。我國目前也可借鑒類似辦法與美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加快簽訂類似雙邊協定。

　　另外，像意大利、伊朗、埃及以及伊拉克等文物流出國均面臨我國類似問題，與我國有相同利益，因此在國際層面我們應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合作，加上民間有關團體的配合，盡量增強我們的聲音和力量，與文物流入國進行集體博弈，以爭取最大的利益。(謝新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