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看病難看病貴”這個備受中國百姓關注的問題，數位赴京參加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的醫藥衛生界委員3月2日卻發出了不同的聲音：中國看病不算難，也不算貴，而是患者求醫標準過高，導致醫療資源“擁擠”。他們認為，應該對“看病難看病貴”給出定義，確立標準。(中國新聞網3月2日)

　　毫無疑問，醫藥衛生界的政協委員都是醫藥專家，在公眾的感受和專家的專業論證發生沖突時，如果一定要較真，恐怕敗下陣來的還是“感覺至上”的公眾。而專家反對“看病難看病貴”的理由，恰恰是要人們給出一個定義和衡量標準，以確定看病有多難、有多貴。

　　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精細化的時代，細化和量化是對事物進行準確定性的重要依據，但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應該進行這樣的“精細化衡量”，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無視基礎條件，僅靠細化和量化標準，會讓精準的定義成為一種“文字游戲”。在我看來，認為看病不難也不貴的政協委員，恰恰犯了這樣的邏輯錯誤。

　　按照這些政協委員的觀點，公眾所說的看病難是去大醫院、好醫院看大病難，而看病貴是公眾過度追求最好的醫生及最好的療效所致。如果公眾去小醫院、一般的醫院，或者不找最好的醫生、不追求最好的療效，看病就會不難也不貴。但他們恰恰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前提，為什么公眾，甚至那些最窮困的群體，也一定要不量入為出地追求最好的療效？因為我們現行的醫療制度，沒有讓他們對基礎醫療產生起碼的信任。

　　不信任就會帶來恐慌。公眾之所以如政協委員所說，不去家門口或者小地方的醫院，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的醫院沒有好醫生好設備。看病不同于買東西，東西質量的高低，至多關系到生活的品質，但醫療水平的差別，帶給個體的可能是終身的幸福或痛苦，茲事體大，不可不重視，所以就會出現“全國人民上協和(醫院)”的現象。

　　雖然在任何國家或者任何環境中，只要有醫療競爭，就會有醫療資源的優劣之別，對優質醫療資源的追求和占有就會沒有窮期，但對于一個致力于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的國家，國家的醫療衛生投入，是要逐步縮小而不是拉大這種差距。但我們的國情恰恰相反，醫療資源分配領域的“馬太效應”非常明顯，以至于差距越來越大，導致現在公眾對于看病不難也不貴的醫院失去最起碼的信任，哪怕是并不重的疾病也是如此。

　　制度性不信任是一種非理性的不信任，即便我們制定再完備的信任標準，也無法改變這種狀況，看病難看病貴也是同理。可是，在作為政協委員的醫藥界專家看來，這種制度性不理性也要靠理性的標準來解決，這豈不是南轅北轍？我愿意將這種現象稱為一種“中國式偏見”，即一些精英總喜歡用理論來裁剪現實，而不是考慮如何讓理論服務于現實。當你把理論和現實對立起來時，與其說是解決了問題，倒不如說是在理論上偷換了概念，實質是一種“鴕鳥政策”。(志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