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

　　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處于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由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組成的農奴主階級對廣大農奴和奴隸進行極其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西藏人民災難深重、生存維艱，西藏社會陷入極度貧窮落后和封閉萎縮的狀態。

　　——政教合一的中世紀式社會形態。關于舊西藏的社會形態，1904年到過拉薩的英國隨軍記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有詳細的記載。他說，當時的西藏，“人民還停留在中世紀的年代，不僅僅是在他們的政體、宗教方面，在他們的嚴厲懲罰、巫術、靈童轉世以及要經受烈火與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們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注1)舊西藏社會制度的最顯著特征是政教合一，宗教上層和寺廟勢力龐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統治者，也是最大的農奴主之一，擁有眾多的政治、經濟特權，支配著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薩真面目》中說，“這個地方實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農民是他們的奴隸”。“強大的僧侶勢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沒有僧侶也無能為力”。(注2)據統計，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廟2676座，僧眾114925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層僧侶約500人，掌握經濟實權的僧侶共4000余人。當時西藏大約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為僧。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僧人人數一度超過1.6萬人，共占有莊園321個、土地14.7萬多克(1克相當于1畝)、牧場450個、牲畜11萬頭，占有農牧奴6萬多人。宗教勢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得到惡性膨脹，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資源和絕大部分物質財富，禁錮著人們的思想，成為妨礙生產力發展的沉重枷鎖。20世紀20年代曾作為英國商務代表留駐拉薩多年的查爾斯·貝爾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傳》中說，達賴喇嘛之所以能隨心所欲地進行賞罰，就在于他的政教合一地位，他既掌握著農奴今生的生殺予奪大權，又掌握著他們“來世”的命運，并以此作要挾。(注3)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深刻地指出，“在西藏，社會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標與行為凌駕一切的價值系統之上”。“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還說，宗教和寺院集團是“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領執掌政教大權這一因素，導致西藏喪失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形勢的能力”。(注4)

　　——三大領主占有絕大部分生產資料。舊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河灘以及大部分牲畜，都由約占人口5%的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占有。占西藏人口90%左右的“差巴”(領種份地，向農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窮”(意為冒煙的小戶)是農奴，他們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靠耕種份地維持生計。另有約5%的“朗生”是世代奴隸，被當成“會說話的工具”。據17世紀清朝初年統計，當時西藏約有耕地300萬克，其中30.9%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為貴族占有，39.5%為寺院和上層僧侶占有。此后，三大領主壟斷生產資料的狀況基本沒有改變。據統計，民主改革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莊園、30個牧場，擁有農牧奴6000多人。每年在農奴身上榨取的青稞33000多克(1克相當于14公斤)，酥油2500多克，藏銀200多萬兩，牛羊300頭，氆氌175卷。1959年，十四世達賴喇嘛本人手上有黃金16萬兩，白銀9500萬兩，珠寶玉器2萬多件，有各種綢緞、珍貴裘皮衣服1萬多件，其中價值數萬元的鑲有珍珠寶石的斗篷100多件。

　　——三大領主占有農奴的人身。舊西藏地方政府規定，農奴只能固定在所屬領主的莊園土地上，不得擅自離開，絕對禁止逃亡。農奴世世代代依附領主，被束縛在莊園的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種地的，一律得種差地，并支烏拉差役。農奴一旦喪失勞動能力，就被收回牲畜、農具、差地，淪落為奴隸。農奴主占有農奴的人身，把農奴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支配，可隨意用于賭博、買賣、轉讓、贈送、抵債和交換。1943年，大貴族車門·羅布旺杰把100名農奴賣給止貢地區噶珠康薩的僧官洛桑楚成，每個農奴的價錢是60兩藏銀(15兩藏銀約合一塊銀元)，另外，他還把400名農奴送給功德林寺，抵3000品藏銀(1品約合50兩藏銀)債。農奴主掌握著農奴的生、死、婚、嫁大權。正如當時的民諺所說：“生命雖由父母所生，身體卻為官家占有。縱有生命和身體，卻沒有做主的權利。”農奴的婚姻必須取得領主的同意，不同領主的農奴婚嫁要繳納“贖身費”。農奴生小孩要到領主那里繳納出生稅，登記入冊，農奴的子女一出生就注定了終身為農奴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