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雪花再次飄落在湖北隨州的土地上時，熊振林戴著腳鐐手銬，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死刑還是“大赦”。

　　2月27日，由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姚志明、審判員冷漢君、吳學義組成的合議庭，對熊振林故意殺人一案進行二審公開審理。

　　一個多月前，同樣是個雪夜，熊振林在連殺8人后倉皇出逃。

　　2月9日，熊振林殺人案在隨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次公開審理，法官當庭宣判熊振林故意殺人罪成立，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月12日，熊振林不服一審判決遞交書面上訴狀，懇求政府“特赦”。

　　一如一審的情形，二審時，熊振林要求法庭為其進行精神鑒定。

　　“熊振林稱自己有精神病，只是一種保命的借口。”國務院應急管理專家庫成員、武漢大學心理學教授戴正清認為，熊振林是人格偏差，盡管這與精神病并無嚴格區分，但他不能算作可免予刑事責任能力的精神病患者。

　　戴正清說，面臨感情和事業兩大挫折時，有健全人格的人，用健康、理性的思維或許可以應對，但對熊振林這種人格不健全的人來說，就極易誘發極端事件。

　　心理失衡是引發暴力犯罪、高智商犯罪、纏訪、群體性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

　　戴正清告訴記者，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導致人們心理壓力越來越大。不管是下崗職工還是在崗人員，都面臨著巨大的生活壓力。隨著心理壓力的增大，各種欲望也隨之出現，當這些欲望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就出現了心理失衡。

　　“如果一個人長期處于心理極度壓抑的狀態，就會誘發爆發性犯罪。”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吳江皓說，這就好比我們給自行車胎打氣，如果車胎上面沒有一點兒砂眼，而你又不斷地打氣，車胎就會因承受不了壓力而爆胎。

　　“這兩年，許多高層管理機構不斷聘請心理學家作心理咨詢輔導，許多高級白領甚至官員傾訴說，自己恨不得想殺人，潛意識里不就是一個個‘熊振林’嗎？”戴正清說，心理失衡是誘發暴力犯罪、高智商犯罪、纏訪、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沒有進行及時的心理干預和疏導，致使悲劇一再上演。

　　心理問題是犯罪結構的關鍵環節，打破這個環節，就有可能從源頭上預防犯罪

　　“很多犯罪行為看起來是偶然的，其實背后都有一個犯罪結構，這是長期形成的必然結果。”吳江皓對記者說，犯罪結構包括一個人的性格特點、個人能力、犯罪動機、個人所處的外部環境以及意識和意志力。

　　吳江皓以熊振林案為例分析說，熊振林屬于不健全人格，這就決定他在意識層面，也就是人生觀、法制觀都會出現偏差；他身強力壯，有進行暴力犯罪的可能；感情、事業遇到挫折，對社會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得不到滿足，產生報復社會的犯罪動機；同時，他所處的環境能夠為他提供斧頭、魚叉等作案工具。這些條件都滿足，他的犯罪結構已經形成了，所以熊振林殺人是必然的。

　　“但是犯罪結構是可以破壞的，打破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我們就有可能制止犯罪。”吳江皓說，其中最關鍵的一個環節，就是對其性格特點和意識的影響，也就是心理預防層面的問題。當一個人存在心理缺陷時，肯定會通過其行為表現出來。如果我們能多關心身邊的每一個人，發現心理問題時及時進行疏導，就有可能打破這個環節，破壞犯罪結構，從根本上預防犯罪。

　　“我們目前預防犯罪的主要手段，是加強人防、物防和技防。”武漢市硚口區漢正街街道綜治辦主任肖建勇告訴記者，他們調處矛盾糾紛，一般是就矛盾本身進行入情入理的化解，還沒有從居民心理的層面去發現問題。

　　“從心理層面出發，畢竟太專業了，在工作人員的能力素質上，我們暫時還不能實現。”肖建勇認為，化解心理問題，對綜治維穩工作還是很有必要的。

　　在加強“三防”建設的基礎上，建構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可以更加主動地預防犯罪

　　戴正清告訴記者，目前，司法機關已經認識到心理危機干預對預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大家缺乏的是心理危機干預的專業知識。這與我國心理衛生的發展狀況有很大關系。

　　據了解，我國的心理危機干預還處于萌芽階段。“群眾的心理衛生意識基本上沒有、心理咨詢機構零零星星、沒有全國性的精神衛生立法，這就是目前我國心理危機干預的現狀。”戴正清認為，心理危機干預體系的建構，必須從基層開始。在居委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婦聯、信訪等基層組織中，對工作人員進行心理學方面的培訓，讓他們具備進行心理危機干預的能力。這樣一來，他們在調解矛盾糾紛的過程中，或者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就會發現哪些人存在心理失衡的情況，并及時地進行心理干預，就有可能遏止犯罪的苗頭。

　　“如果在熊振林居住地的基層組織中，有那么一兩位懂心理學知識的工作人員，可以及時對其進行心理干預，或許悲劇就不會出現。”戴正清告訴記者，目前，他正在做一個課題，就是“源頭維穩心理疏導體系的建構”。(記者 胡新橋 見習記者 余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