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貓貓”事件2月27日有了初步結果，李蕎明系被牢頭獄霸借玩游戲之名打死。一個兒童玩的“躲貓貓”游戲，把一個健壯的大人一次就給玩死了，看來此前公眾對這種說法的質疑是有道理的。回過頭來看，橫空出世的“躲貓貓調查委員會”的出場，就像是臨時插播的一段公眾戲劇，一片煙花。

　　不過，我也并不認為，網民調查委員會的參與一無是處。至少他們帶來了一個真相，那就是憑他們的能力無法獲得真相。畢竟，這只是一支臨時拼湊的隊伍，旨在滅火的隊伍，調查者沒有獲得法律意義上的真正授權與眾人的推選，所以表現既不專業，也不服眾。

　　網民調查團因此腹背受敵。一方面，他們的到場難以得到被調查方的配合；另一方面，許多網民也因自己被隨意代表而深表不滿，甚至質疑其中有當地官方暗箱操縱的成分。

　　那么出路何在？

　　說到調查，無外乎兩種，一種是自己調查自己，所謂自查自究。不過，這種清查多半是掩耳盜鈴，自我清查的過程往往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過程。二是別人調查自己。既然人是有情感、有欲望、有私心的動物，通過別人調查自己，自然可以更公正，更能避免因種種自我保護而導致的真相扭曲。

　　當然，在客觀、公正的條件下，第二種情況又可以一分為二：一種是有能力的第三方，二是沒有能力或能力受限的第三方。打個比方，你讓幾個小孩調查2月24日美國首顆“嗅碳”衛星為何發射失敗，恐怕就難有好的調查報告出來。因為他們的學識包括閱歷不足以支撐這一調查。同樣，“躲貓貓調查委員會”也遇到這一問題，當然，參與者并非小孩，但他們遇到的困境與限制卻是真實的，比如在最關鍵時刻，當他們需要得到當時看守所內的錄相帶以取證時，立即由于“法律原因”被拒絕。由此，所謂調查團在這里更像是一個參觀團，盡管他們可以進入看守所，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須予以配合。畢竟，網民所獲得的調查權，甚至不如一位普通的記者與警察。

　　根據以上分析，也可以將調查分為遞進的三種形式：一種是自己查自己；當它不被信任時便有了第二種，別人查自己，比如這里的網民調查團，但他們只具形式，不具內容，或者說他們雖是異體調查者，卻沒有相稱的執行力。至于第三種，則是有調查權力與調查能力的第三方調查者，確保調查公正，事實準確。而這方面，少不了權力與學識的配合。一方面，他們有權力無障礙地介入，另一方面又能做出專業判斷。具體到這起案件的調查，可以考慮納入法律專家、醫務人員及新聞記者等有調查能力的人參加。

　　從這方面說，躲貓貓出現“調查委員會”，表明相關調查已經走到了第二步。只是進步得還不夠，行百里者半九十。為什么網民異口同聲將此案與當年“借刀殺人”的孫志剛案相提并論？面對這起轟動全國，背后牽筋動骨的案件，究竟以什么方式來調查，在目前中國的權力框架中，除了司法機關的調查，最該介入的恐怕就是當地人大。我曾談到“真相不能躲貓貓”，接下來，和許多有識之士所主張的一樣，有必要討論“人大不能躲貓貓”了。

　　顯然，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在司法調查的基礎上，當地人大應該介入調查，而人大調查本可以做到不辱使命。根據2007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法》，其中第七章便是專為“特定問題調查”而設。第39條規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屬于其職權范圍內的事項，需要作出決議、決定，但有關重大事實不清的，可以組織關于特定問題的調查委員會。

　　除了確定特定問題調查，該法還規定了“一加一減一強制”。所謂“加法”，就是“調查委員會可以聘請有關專家參加調查工作”，至于“減法”則是“與調查的問題有利害關系的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其他人員不得參加調查委員會。”其他調查機構無法比擬的優勢是，該法第42條規定，“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和公民都有義務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這就是我說的“強制”。當然，如上所述，最終調查是否公正，同樣取決于整個調查組是否保持著中立的態度。

　　了解中國現實的人會知道，“躲貓貓”并非一夜之間成為流行語的。在其背后，是一次漫長的發酵，是近年來公民在監獄或看守所內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是民眾一次次的詰問得不到滿意回答。而在警方公布的死因中也多半是“意外”，諸如心臟病發作，或者跳樓自殺等。既然民眾極度不信任這些說辭，懷疑其中可能有“貓兒膩”，此時當地人大更應站出來有所作為，為國民查明原因，打開問號，并在此基礎上推動進步。 (熊培云 資深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