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將在座位安排方面首度作出調整，體現平等原則。具體調整座位的辦法是：代表(或委員)將被等分為五份，每次將有五分之一的代表(或委員)距離主席臺最近。以后依此類推。最后一次大會，最后座位的代表將成為最前位置的代表。(新華網2月24日)

　　近年來，全國兩會已成為輿論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而其中的一些細節性變化更是吸引公眾的矚目，因為在中國的政治傳統中，細節上的改變往往傳遞出某些蘊含深意的政治領域變革信息。所以，當代表委員座位調整見諸媒體，立即引發熱評，不少人士認為其背后蘊含了重視代表平等參政權益的實質；但也有評論認為，不必過度夸大“代表委員座位調整”的意義，這只是地位平等的第一步，而保障平等參政權功夫則在“座位順序”之外。

　　對于兩會細節的解讀，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而在民主政治風氣漸濃的今天，無論何種解讀莫不折射出人們對政治進步的期待。引發筆者興趣的，并非在于座位調整與平等參政權的關聯，而是這種細節性嬗變對于我國傳統的政治慣例有何意義。

　　在政治的各個領域，都流行著相應的政治慣例。所謂政治慣例，就是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經過長期積淀而形成的習慣性規則和做法，其與國家正式的法律法規一道，構成政治生活秩序的調整規則。在制度研究者看來，與制定法相對應的習慣法通常流行于民間，對同樣流行于廟堂之上的政治習慣則少有察覺。其實，任何國家的政治生活，除了遵循正式頒行的憲法與法律，實踐中可能更多地遵循各種各樣的政治習慣。譬如在我國，人代會與政協會“兩會”同時召開并無法律明文規定，卻成為固定的慣例，且并未受到正當性質疑。再比如，人代會上代表座位的安排，是按省、市、自治區以及界別的固定安排排序，并根據代表委員的姓氏筆畫確定其座位，這種安排方式數十年不變，也已成為一種通例。類似的政治習慣普遍存在于各國政治生活的實踐當中，其權威性雖然比不上制定法，但在實踐中對國家政治生活卻具有重要的影響。

　　學者喻中在《認真對待政治慣例》一文中認為，“憲法文本主要規定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應然狀態，政治慣例主要描述了國家政治生活的實然狀態。”而要理解一國真實的政治生活，解釋國家政治活動的內在邏輯，就不能僅僅依賴于憲法文本，而必須深入到憲法文本背后的種種政治慣例。正因為如此，重視政治慣例的形成與發展，并對不合乎時代潮流的政治慣例進行改革，就成為推動國家政治制度變革的重要內容。

　　然而在我國，人們對政治慣例往往秘而不宣，即便是上行下效通行于朝野，也很少被置于制度變革的視野。比如在政治生活中，不同會議的座次安排、不同領導的出場順序等，雖然行之于眾卻帶有極大的神秘色彩，其慣例何時形成、基于何種緣由、對政治生活的影響如何、是否合乎現代民主政治實質、有否更佳的替代方式等等，幾乎成為空白的論題。正是對待政治慣例的封閉性思維，使得對潛伏于政治生活實踐當中的慣例變革顯得異常敏感，哪怕是座席的細微變化也往往“茲事體大”，不敢輕易觸動。也正因為如此，全國“兩會”代表委員座位調整才變得備受矚目。

　　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使得我們不得不面對政治慣例的變革。從制度嬗變的層面分析，政治慣例與立法慣例、行政慣例、司法慣例等一樣，都屬于公域內軟法規范的具體形態，也是規制公權運行的軟規則載體。座位安排這種規則，只有將其從神秘的政壇請出，讓其在適時變革的軌道上更新換代，才能適應日益民主化的政治生活，促進國家的政治進步。當然，對于“見微知著”的國人而言，政治慣例的變革亦須從細微之處入手，賦予形式上的細節性改變以政治深意，以此積聚力量推動政治慣例的不斷調試與更新。(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