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的生命因玩“躲貓貓”而非正常死亡，拉開了一場跌宕起伏的網絡輿情序幕。為了應對網絡上洶涌而至的輿情，消解網民們的質疑，官方史無前例地啟動了“網民調查”程序，希望通過草根網民的介入，重塑公信力。然而現在看來，“網民調查組”的面世，雖然在第一時間迅速扭轉了輿論風向，但隨后“網民調查團”未能得出顛覆性的結論，反而激起又一輪更為強烈的質疑風暴。如何平息這一涉案“網事”，當地政府再度面臨考驗。

　　在筆者看來，“躲貓貓”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公權力信任危機，包括司法公信力危機，這種危機因為網絡的渲染而擴散變大。或許正因為如此，當地政府意識到民眾可能對司法調查的擔憂，所以劍走偏鋒轉而尋求網絡輿論的力量，期望以網民調查的方式求得解脫。然而遺憾的是，官方在講究網絡輿情應對技巧的同時，卻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那就是這起事件首先在性質上是一起案件，而查實案件的職責乃在于法律部門。在輿論傳播上一味看重網民調查的力量，而未能充分重視司法調查程序，則凸顯出法治意識的缺失。

　　單從法律上分析，根據警方的調查結果，不難認定此案涉嫌刑事犯罪，其既指向另一“躲貓貓”的獄友，更指向看守所執法人員的瀆職嫌疑。故而，案件事實的調查，首先應當是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責任。尤其是檢察機關，在第一時間介入案件并公布相關信息，乃是法治社會滿足民眾知情權的基本常識。盡管推出網民調查團的初衷良好，但這種調查卻于法無據，由其作出調查結果無論真實與否，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所以，當調查團網民披露難以接觸到核心信息的時候，這種民間的調查其實就已經受到“合法化的障礙”了。

　　不可否認，從捍衛網民知情權、監督權的角度出發，網民參與案件調查不失積極意義，但前提必須是在合乎憲政制度的基礎上。但令人不解的是，此事件中扮演主持者身份的卻并非政法機關，也非享有憲法監督權的人大，而是省委宣傳部。或許從信息發布和輿情應對上看，由宣傳部門牽頭有其合理之處；但從案件查處的角度分析，卻有違憲政常識。眾所周知，案件查處由公檢法機關職司，即便受黨委領導，政法委一般也不宜出面干預，以保障司法的獨立性，捍衛憲法對國家司法權的設定。但分析此事件，莫說是宣傳部組織調查，哪怕是政法委，如此公然出面直接介入也有失妥當。

　　據2月24日《新京報》披露，昆明市公安局在案件發生的當天，就開始進行立案偵查。而云南省委宣傳部和云南省檢察院證實，司法調查結果還不能公布。而此前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稱，24日前后將公布司法調查結果。這意味著在網民調查程序之外，正常的司法調查程序仍在繼續。問題是，如果缺乏足夠的信息公開，如果在司法調查中缺乏必要的“質疑-釋疑”互動程序，那么這種“閉門造車”的司法調查，一旦結果與網民心里預期的不同，仍然難逃被民眾質疑的厄運，甚至引發新一輪司法公信力危機。

　　不難看出，一面是網民調查帶來的種種質疑，一面是體制內種種調查程序的隱退，官方目前面臨的此種輿情困境，根本上乃根源于政治體制的積弊。在司法獨立不彰、信息公開不明、法治程序不顯的體制習慣中，省委宣傳部的出面應對不僅未能讓官方擺脫輿論壓力，反而遮掩了司法或人大調查的憲政功能，更讓民眾看到地方司法權的惜弱。由此，人治之疑難避，法治之失難逃。

　　在法治社會，應對類似公共危機既要考慮網絡輿情，更要考慮現代法治準則。一切繞開制度路徑另謀出路的做法，從長遠看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對法治帶來損傷。所以在“躲貓貓”事件中，筆者以為最佳的出路還在于司法調查歸位，以透明、公正的司法調查和信息公開，讓網民釋懷，并在民眾心理上重塑司法公信力。即便司法調查的程序一度受到民眾懷疑，以往存有的司法信賴危機也不應是司法隱退的緣由，反而是將司法調查推到前臺的動因。(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