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障代表委員平等參政議政，還需要作出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兩會會期有限的情形下，為了防止少數代表委員壟斷發言時間、平等保障所有代表委員的表達權，可以按照機會均等的原則，對發言時間、順序等設定必要限制。

　　即將召開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一屆二次會議，醞釀打破沿襲多年的代表委員座位固定不變的慣例，將代表委員等分五份，每次召開全體會議時進行座位輪換，以確保所有代表委員都有機會距離主席臺最近。(昨日《重慶晚報》)

　　據稱，調整座位旨在以代表和委員的參與性為本，以此創造平等參政議政的氛圍。應當說，這一細節表現出來的改革理念是值得肯定的，客觀上也會起到一定效果。比如，在一些地方兩會上，已經出現了“前排屢屢搶話筒、后排只能干著急”的景象，通過座位調整，對平衡代表委員的表達機會不無益處。

　　不過，調整座位僅僅是一個細節改變，更多地具有象征意義，要進一步彰顯平等參政議政的精神，還有許多深層次改革亟須破題。

　　首要的一點，改革現有的代表結構和委員界別，進而推進參政主體的平等化。各利益群體在公共政治平臺上進行平等博弈，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這就要求社會各階層在民主政治機構中都有其代言人，并且盡量做到代表人數的均衡，以保證各利益群體表達權、議決權的權重公平。

　　多年以來，對于“官員代表”、“老板代表”在各級人大中比例過高的現象，社會批評不斷。近年來，通過各種改革措施，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普通代表、平民代表進入人大，不過總體而言，“官員代表”、“老板代表”過多的格局并未徹底改觀。

　　而在政協方面，隨著一些新社會階層的崛起，原有的界別設置已難以代表這些新階層，而且多年以來，農民、工人、服務業從業人員等社會主要階層一直未能納入政協界別。近年來，已有政協委員建議增設企業界、法律界、產業工人界、自由職業者界等界別，也有政協委員呼吁增設農民界別，這些呼聲值得認真考量。與調整座位相比，改善代表結構和委員界別對推進平等參政議政無疑更具實質意義，也值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要保障代表委員平等參政議政，還需要作出更為合理的制度安排。比如，在兩會會期有限的情形下，為了防止少數代表委員壟斷發言時間、平等保障所有代表委員的表達權，可以按照機會均等的原則，對發言時間、順序等設定必要限制。更重要的是，應當創造公平、寬松的政治環境，保障代表委員平等享有知情權、表達權等法定權利。在一些地方兩會上，還不乏這樣的場景：只要有當地領導代表參會，會議就變成了該官員連篇累牘介紹“政績”的“獨角戲”，甚至是居高臨下地“指導訓示”。這證明，要推進平等參政議政，改造民主機制和政治文化不可或缺。

　　除了外部動力，平等參政議政還有賴于代表委員權利意識、履職意識的自我覺醒。雖然近年來各地兩會已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直言代表”、“炮筒委員”，但“聽會委員”、“啞巴代表”并未絕跡。倘若代表委員缺乏應有的勇氣和能力，即使座位再靠前，恐怕也對平等參政議政無濟于事。相反，如果代表委員具備足夠的社會責任感，即使座位再居后，也無礙其平等表達、大膽直言。

　　代表委員的座位調整，為改善兩會政治、推動平等參與邁開了可貴的一步。但這僅僅是一小步，要真正達致平等參政議政的理想圖景，需要更多的改革措施和勇氣。

　　□阿計(北京 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