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廣州市政協三次會議2月22日開幕，大會首次安排委員在五星級的白云國際會議中心酒店食宿。對此“優待”，廣州市政協委員高德良卻不領情，他說:“我拒絕領房卡，也不會在這里住，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如此安排，我認為是極大的浪費!”(據2月23日《新快報》)

　　身為政協委員，高德良參會拒住五星級酒店，該舉動體現出的節儉精神讓人敬佩。高德良此舉更像以實際行動履行一名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職責，或者完全可以被解讀成帶給此次政協會議的一份可貴的“行為提案”，其意味深長———

　　顯而易見，該“行為提案”是對壓縮會議開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次積極吁請。根據報道可知，入住五星級酒店，政協委員的房費每天近300元，加上會務費、餐飲費等，則每人每天500元，毫無疑問，這是一筆不菲的開支。而實際上如果委員們白天開會議政，晚上回家休息，占開會費用大半的住宿開支完全能被避免。因此，指出這筆開支的奢侈性，等同于作出諷諫，在對包括會議在內的各項行政成本的節約控制上，政府并非無處著手，相反，只要稍加注意，節約空間仍然可觀，節約型政府建設任重道遠。

　　就現實語境來看，該“行為提案”足以令持“住五星級酒店”之類拉動內需論調的實踐者迷途知返。筆者注意到，對于高德良此舉，政協委員之間存在爭議:反對他的人認為休息好開會效率才能高，中立者認為可能拉動內需。難道非五星級酒店不能“休息好”?對于前者，筆者認為不足以觸及問題的本質，不值得探討，應該引起警惕的倒是后一種論調。試問，對于龐大的內需，即便有住五星級酒店的奢侈，又能產生多大拉動力?何況，由參政議政者花著納稅人的錢享受著去拉動內需，是否顧及公眾的感受?而實際上，內需真正的動力在民間。

　　因此，政協委員拒住五星級酒店是一份優秀的“行為提案”。一方面，它為政府行政行為應樹立成本意識、節約意識再敲警鐘。在此基礎上有可能促成一套旨在壓縮會議成本，甚至包括其在內的一系列行政成本節約制度或舉措的出臺。另一方面，它或許能為如何拉動內需的探討提供有益借鑒，至少讓人們看到，那些建立在少數人擴大享受、增加福利基礎上的所謂拉動內需，是矯枉過正的，也是不得人心的。

　　當然，要切實避免出現一只腳陷在內需不足的泥淖，另一只腳又踏入行政成本膨脹泥潭的窘境，僅有優秀的“行為提案”是不夠的，還要有體察提案深意繼而落實提案的施政者。(趙登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