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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歲的云南玉溪男子李蕎明因盜伐林木被刑拘，進入昆明市晉寧縣公安局看守所后于2月8日受傷住進醫院，4天后死亡。警方解釋說，他是在與同監室的獄友玩“躲貓貓”(后更正為“瞎子摸魚”)游戲時，因為蒙著眼被獄友普某踢打后撞到墻壁受傷，不治而亡。

　　此事披露后在網上引發熱議，成千上萬的網友跟帖，對此紛紛發表看法，指出“躲貓貓”致死“完全超出想象力”，“躲貓貓”一時成為網絡流行語。2月19日，云南省委宣傳部發出公告：為滿足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將面向社會征集網友及社會各界人士代表4名組成調查委員會，于2月20日上午前往晉寧縣具體事發地，對“躲貓貓”事件真相進行調查。21日凌晨，調查委員會在網上貼出《“躲貓貓”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引發網絡輿論新一輪的質疑。

　　昆明網友“風之末端”有幸成為調查委員會成員，并被委任為主任，全程參與了此次調查。他講述的親身經歷和感受，讀來令人深思。

　　2月20日子夜，當我讀完剛寫好的《“躲貓貓”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中“結語”部分的最后一個字，我站起來離開了電腦。

　　調查委員會的其他成員邊民、吉布、王研輪流向調查委員會全體人員朗讀報告，我站在一邊，再也聽不進一個字。報告里記錄的這一天，已經銘心刻骨。

　　沒想到會成為調查參與者

　　從“躲貓貓”事件在云南本地報紙上刊登后，早于網絡，我就知道了這件事，并關注著事態的發展，卻沒有想到，自己會成為這個事件的參與者，并被委以“調查委員會主任”的“頭銜”。

　　出于對這個“頭銜”的惶惶不安，在去晉寧縣調查前的頭一天晚上，我在天涯社區、凱迪社區發了一個帖子，就如何進行調查征求網友的點子，并一直在線瀏覽、回復，同時做一些案頭準備。

　　那天晚上，有很多網友真的給我提供了不少主意，也給我許多鼓勵。在與網友的交流中，我對“主任”應該做什么事情心里也漸漸明晰。

　　在互聯網上，各種信息和聲音都得到了多元化的呈現。網友不再用一種思維、一種視角看待現實中的很多事情，快捷、透明、爭論成為互聯網吸引億萬網友的巨大魅力。我們可以看到，哪怕是現實生活中一些“公認”的規則或道理，經過眾多網友的描述、討論，都會產生不同的智慧火花。

　　同樣，我這個“主任”所帶領的“調查委員會”中的各位網友和成員，對“躲貓貓”事件也有著各自的視角和看法。而我們這個委員會的組建方——云南省委宣傳部，并沒有也不可能給我們作任何的授意和安排，每個委員各自的獨立思想，正是這一次調查中有希望獲得“真相”的保證。所以，我應該只是一個“召集人”。

　　經過一天的調查和討論，大家簽字認可的《調查報告》出來了，發到了網上，我本人和委員們在這一天的活動已經詳細記錄在案。然而，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網民們，都可以透過里面的文字感到一種無奈，那就是，我們并沒有接觸到“真相”。

　　為什么沒有接觸到“真相”

　　這種無奈很奇怪，它讓我們難受卻又無法對它進行回擊。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最直接的原因是，我們沒有看到監控錄像，監控錄像的內容是最直觀、最有說服力的證據；同時我們沒能與犯罪嫌疑人普某面對面，如果能聽當事人說，向他發問，情況就會有所不同。

　　從法律上講，我們所遇到的障礙，似乎并不是公安機關故意設置的。他們援引的法律法規規定，在案件偵查過程中，一般公眾無權當面詢問在押嫌疑人，無權查閱需要保密的資料。網友也是公民，我們不能違法，不可逾越。

　　我開始對自己的“身份”和“權力”懷疑起來，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覺得，這個委員會的名稱也許不應該用“調查”，應該叫“聽證”或者“觀察”委員會更為恰當。正如我們在《調查報告》中說的：在實際操作中，無論是網友，還是網友調查委員會，都不可能做到“探尋真相”。最后真正能揭露真相的，只可能是擁有法律資源的司法部門。

　　進而我又想到，在近年來的許多網絡輿論事件中，為什么“強勢部門”的解釋總是不能取信于民？如果監督的任務過多地由互聯網和網民承擔，這種現象正常嗎？

　　調查沒能達到預期效果，但我卻看重這次活動的意義，因為我看到政府部門對互聯網民意有了新的認識，并積極主動地走了第一步。雖然走得可能還有些踉蹌，但終于邁出了步子。

　　現在，《調查報告》放在網上，任由網友評說。我們這幾個調查委員會成員無論年齡、文化背景、法律素質都有很大差異，但我們都付出了真誠、良心和努力。作為召集人，我希望我們這個“委員會”并不會就此解散，我們還會聚在一起，繼續關注“躲貓貓”事件的進展，并發表個人觀點，直到看到我們所發掘不了的“真相”。也許有一天，我們所做的《調查報告》會被人遺忘，“躲貓貓”這個網絡熱詞會變冷，但在我們的心中，都永遠有一個無愧的2009年2月20日。(董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