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需要真相，就像人們需要尋找真相的方式一樣。

　　當“躲貓貓”很榮幸而又很不幸地成為網絡事件時，真相在別人的手里，方式也掌握在別人的手里，網民很幸運又很不幸地成為身份的道具。這是一個足以引發無限想象的事件，這也是一個足以引發無限想象的時代空間，但當網民們天真地拒絕想象的權力之后，終于滑向現實的無力。

　　除了想象的質疑以外，人們別無現實的支撐——現在，讓我們回到事實的最初：24歲的玉溪北城鎮男子李喬明因盜伐林木被刑拘，2月8日，李喬明因“重度顱腦損傷”離開晉寧縣公安局看守所，四天后不治身亡。對此，警方給出的解釋是，李于放風時間，與同監室的獄友在看守所天井中玩“躲貓貓”游戲，由于眼部被蒙而不慎撞到墻壁受傷。

　　這就已為“躲貓貓”的走紅創造了條件，一個青年公民在監獄的非正常死亡，“躲貓貓”三字，何以取信于天下？

　　要具有現代常識的人們去相信這樣一個事實，沉默的代價實在太傻太傻，于是壓抑的死相少有地上升為全民集體幽默，“俯臥撐很黃很暴力，躲貓貓很傻很天真”，“珍愛生命，不躲貓貓”，想象的力量，一夜之間，遍布網絡。幾千年來，在漢語的詞匯中，大概只有“莫須有”三字足以與“躲貓貓”相媲美，大概只有韓世忠質問秦檜的那一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能夠貫穿古今。

　　面對天下洶洶的質疑，官方自然要以自己的方式給予真相。云南省委宣傳部面向社會征集網民組成“躲貓貓”輿論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迅急轟動地登上歷史舞臺。但這卻是一次權力與權利太過倉促的婚姻，權力在對權利的逢迎與辯白之間留心觀察，權利在對權力的順從與自得之間欲迎還拒。

　　手書《出師表》的豪情壯志，瞬間于會見在押嫌疑人、瀏覽監控錄像被拒的制度與法律構建的環境面前，退潮到“無力”——“這篇報告，絕不可能是讓‘躲貓貓’事件‘解密’或者‘真相大白’的文件，我們只能保證我們的良心、責任能在這一天得到體現”。連獨白都不是的報告，無怪乎網民調查的始作俑者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都不能認可，稱其缺乏一個明確的結論，沒有判斷，一份“圍城”內都覺得信息“不解渴”的報告，何況于“圍城”外的信息饑渴了，因而質疑一浪高過一浪，直至調查“作秀”、參與的網民“托兒”的指責。

　　但調查還是有作用的，至少，“李喬明”更正為“李蕎明”，“躲貓貓”也被嚴肅地正名為“瞎子摸魚”。我們很難說對于網民的“情緒招安”是錯誤的，“網絡輿論須用網絡辦法解決”，但現實的真相是不是必須在現實中揭開？如今，“躲貓貓”仍是霧水一團，“躲貓貓”輿論事件真相調查委員會雖然像孔雀開屏一樣漂亮，卻也亮出了信息公開最丑陋的屁股。

　　我們不相信自己經歷了網絡民主，就像我們不會愚蠢地相信經歷了娛樂選秀就經歷了民主一樣。民主不是有人為我們做主，而是人們能為自己做主，因此，人們保留對現實不妥協的真相要求，人們一再要求得到足以相信的真相為止，并保留質疑一切不正當的權利。如果“躲貓貓”不想成為“莫須有”，如果“躲貓貓”不想成為千秋笑柄，那么說出李蕎明死于“躲貓貓”的執法機構，必須證明“躲貓貓”的清白，公布一段監控錄像并非難事，給造成李蕎明死亡的普華勇一次公開公正的審理也并非難事，“躲貓貓”事件網民調查是不是作秀式的現代愚民，亦將在徹底的公開透明中得到證實。

　　到底真相活在我們的想象中，還是我們活在對真相的想象中，“躲貓貓”是不是千古奇冤，事關這個時代何以面對歷史。(本報評論員 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