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州特大殺人案兇犯熊振林上訴，謀求獲得‘國慶60周年大赦’”，引發輿論對我國赦免制度的關注。新中國刑法學的重要奠基人、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銘暄日前建議：中央在國慶60年之際實行特赦。高銘暄并非針對“熊振林案件”而言，他指出，特赦制度本為憲法所規定，與打擊犯罪并不相悖。(《長江日報》2月18日)

　　基于特赦制度在構建社會包容與和諧方面的功效，早在2007年年底，中國社科院刑法專家劉仁文就撰文建議，在2008年對部分確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實行一次特赦。遺憾的是，這一建議當時并未得到有關部門的回應。如今，全國“兩會”在即，著名法學家重提這一建議，筆者以為恰逢其時、應該認真對待。根據我國憲法規定，特赦的決定權在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權則由國家主席行使。如果出于對社會上不同意見的擔心，不妨在全國兩會期間，將國慶特赦這一建議交由代表和委員們議一議，以民主的正當程序作出決策。

　　在歷史長河中，對犯罪的懲處與感化，向來相輔相成。即便是在以嚴酷刑罰著稱的封建社會，帝王也不忘援引赦免特例以標榜“仁德”。進入近現代社會，在刑罰擺脫血親復仇而步入人道化歷程后，各國都在憲法、刑法甚至專門的赦免法中對赦免予以規定，以作為免除或減輕罪犯的罪責和刑罰的一種刑事政策，并在實踐中用來平衡、調節日益激化的社會關系。

　　新中國在首部憲法中確立了大赦和特赦。然而在實踐中，我國只實行了特赦，除第一次特赦對象有部分普通刑事罪犯外，其余6次均為戰爭罪犯。到1982年，現行憲法出臺時在第67條和第80條則只規定了特赦制度，但實際上從1975年開始，我國的特赦制度就長期處于休眠狀態。

　　作為一項重要法律制度，特赦之所以超出一般刑事司法程序而表現為憲法的特別程序，乃在于其突破了“有罪必究”的法治常理。這一程序一般是國家或基于人道主義，或基于國家重大利益，或基于政治考慮，或基于外交關系等特殊需要，而依法作出的政治性決定。它往往可以在法治框架內，以人道主義方式彌補剛性律法的不足，緩和日益積壓的重刑主義氣氛，甚至可以有效調節國家的政治氣候，解決國家治理上的一些難題。例如，2006年8月15日,韓國總統盧武鉉頒布特赦令，赦免了142名罪犯。同年，越南國家主席阮明哲簽署特赦令，決定于9月2日國慶日特赦5352名囚犯，其中2人犯有危害國家安全罪，105人是利用職權從事經濟犯罪。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發生了急劇變遷，各種矛盾和問題也積攢在一起，刑事犯罪居高不下。適逢新中國成立60周年，重新激活憲法上的特赦制度，不但可以在法治范圍內彰顯人道主義，還可以最大限度地安撫罪犯心靈和消弭社會仇恨，有效彌補“嚴打”刑事政策之不足，對于重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緩和各種社會矛盾大有裨益。

　　當然，特赦針對的應當是確已真心悔改的犯罪分子，如何認定其悔罪的主觀意志是一項復雜工作。為此，不少國家專門制定特赦法。我國三十多年來已懸擱這一憲法程序，相關制度規范長期處于空白，所以，要實施特赦，在考慮必要性的同時，還需及早做好充分的制度準備，確保特赦實施本身的正義性。(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