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曼決心去尋找一種期待已久的問心無愧的生活。2月16日下午，他套上件夾克衫，把一箱“灣仔碼頭”牌手工水餃挾在胳膊底下，向國家工商總局出發。

　　出門時，懷孕7個月的妻子在身后，他沒怎么回頭，只扔下一句，“放心吧，沒事。”可是當他站在國家工商總局的灰色臺階前，腳步變得有點遲疑，嘴唇也有些哆嗦。

　　門衛攔住了他。“我來自首。”他的聲音含混不清。

　　在大門一側的上訪接待辦公大廳里，滿屋子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著這個沒精打采的年輕人來到接待窗口，結結巴巴地說明來意。

　　“我來自首，檢舉自己和他人制作、銷售假冒偽劣的水餃和冰棍。”他像在背誦一篇文章。這句話在紙上或口頭上演練過很多次，每一次他都在想，會得到怎樣的回答。

　　現實里的回答是：“那你應該去公安局。”再問一遍，還是相似的答復。

　　自首的第一步受挫了。劉曼邁著大步在接待大廳踱來踱去，一會兒掏出手機，一會兒又裝回口袋里。他腦袋上冒出了汗。旁邊，一個拾荒者用同病相憐的目光看著他，試圖和他一起抱怨一下，他也沒有聽見。

　　要不是拿著登記表的工作人員前來接訪，這個下午，劉曼帶著他那箱速凍餃子和一顆贖罪的心，根本不知道何去何從。

　　“賣你的吧，新聞里都不播”

　　在接待室里，劉曼迫不及待地打開箱子。里面裝著幾袋偽造的“灣仔碼頭”水餃，豬肉韭菜餡兒。還有一份沾滿油灰的通訊錄，和兩個皺巴巴的筆記本。翻開本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數字，記錄著劉曼的生活軌跡。

　　第一筆數字出現在2006年年底，夢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這一年，一無所有的湖南男人劉曼在北京混跡了4年后，開始替一家郊區冰棍廠銷售“大紅果”冰棍。

　　賺的都是辛苦錢，他從工廠里批發，再出售給北京各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給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一開始，這個二十來歲、充滿夢想的年輕人蹬著自行車到處送貨，每箱賺一到兩元的微薄差價。每天很晚回到家里，屁股都磨破了，還滿足地記下每一筆收入。

　　數字在2008年出現了一次飛躍。年初，他試圖向剛認識的郭姓同行“吹牛”，說自己一年能賺6萬元到8萬元。那個剛從監獄里出來的男人牛氣沖天地嘲笑了他：“一年？我們一個月都不止賺那么點。”

　　劉曼至今記得，自己當時突然“心呼呼直跳”。

　　從此，“二號”登上了劉曼的賬本。“二號”是假貨的代名詞。一入行，那個人就教他規矩：不能直接說“假貨”，要說“二號”，否則大家都知道你是個新手，送的貨沒人敢要。

　　另一個規矩是，必須據實告訴二批，貨是假的，大家分攤利潤。

　　一開始，他向幾個老客戶推銷“二號”，有些難以啟齒。這個自認“一向行為正派”的年輕人，尚愛惜自己的名聲，“畢竟，我的名片上印著營銷總監的頭銜”。不過，3月的一天，經過再三猶豫，第一筆假貨生意在電話里談成了。

　　“也許你能理解我的生存壓力。”如今面對記者，劉曼喝了點啤酒，試圖讓別人理解他的選擇：農村出來的孩子，中專畢業好幾年了，他需要一種“成功”來給父母交代。

　　從某種意義上，他獲得了成功。假貨銷量激增，賣得最快的是蒙牛小布丁。此外，蒙牛的“綠色心情”、伊利的“巧樂滋”也廣受歡迎。19元一箱進來的貨，26元賣出去，銷量很好，因為真貨的進貨價高達每箱32元，批發商都不喜歡。

　　每種“產品”都有專門廠家提供，包裝以假亂真。有時候，送貨路上口渴的劉曼也會隨便剝開一根塞進嘴里，發現“口味好、綿軟度適中”，一點不比真貨差。

　　“別干這個了，風險太大。”偶爾，也會有熟悉的客戶這樣勸他。6月里的一天，有個司機往上海送貨時，碰見查貨車的執法隊伍。司機撒腿逃跑，車上裝著的“二號”伊利“巧樂滋”和蒙牛小布丁暴露，老板因此被捕。

　　他們驚慌了一段時間。不過，新聞里一點兒消息也沒有，這讓大伙放心了不少。“賣你的吧，新聞里都不播。”一個同行用這句話，鼓勵劉曼繼續干下去。

　　隨著8月的臨近，他認識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有時候是500箱，有時候則接近2000箱。

　　劉曼的生活改變了。他開了自己的超市，買了一輛二手金杯車，還認識了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妻子也懷孕了。

　　不過，他的生意一直瞞著妻子。在自己開的超市里，所有冰棍都來自正規廠家，沒有一根“二號”。

　　“希望你們能趕快處理我的問題，我真怕自己什么時候跑了”

　　下午4點，國家工商總局信訪辦公室里，劉曼在一張白紙上快速地書寫。寫作過程花了不到10分鐘，但他覺得無比漫長。16開的紙很快寫滿了，筆畫很用力，深深印進紙背。然后，他把紙翻轉過來，簽下自己的名字，遞出去，出了口氣，仿佛終于走完一段艱難的路途。

　　“我希望你們能趕快處理我的問題”，他的聲音從嗓子里擠出來：“我真怕自己什么時候跑了。”

　　在來工商局之前，劉曼曾經嘗試過許多種方式，邁出自己的贖罪之旅。從今年1月開始，他撲在電腦上，創作一部幾乎是真實記錄的小說。一個月后，這部16萬字的小說初稿已經寫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實經歷“引發同胞的認知和反省”。

　　劉曼也說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時候開始的。

　　一開始出現的只是恐懼。2008年12月，他賣出的一批假冒“灣仔碼頭”水餃，被人嘗出了問題。一個老主顧打電話過來，要求退貨。

　　這是大半年的假冒產品銷售生涯里，他第一次“發怵”。元旦快到了，餃子銷售正是旺季，他卻打起了退堂鼓。等到晚上，老婆睡著了，他偷偷上網，查自己的罪責。

　　金額在5萬元以下的，罰點錢就能了事。要是超過5萬元，可就有刑事責任了。劉曼心里開始緊張：“我以后怎么辦？”

　　3個月前，心情可不是這樣。9月初那天，他賣出了第一批假冒的“灣仔碼頭”水餃。貨是從別人那里進的，一共26箱，賣給了石景山區一個二級批發商，進價是每箱128元,一倒手賣到了172元。

　　凈賺1144塊，劉曼用藍色圓珠筆在新的賬本上詳細記下這筆收入。這意味著，他把業務拓展到了銷售假冒水餃。

　　奧運會剛剛結束，假貨銷售經歷了一段沉寂，正重新活躍起來。不過，隨著秋天到來，屬于冰棍的季節已經過去了。

　　劉曼很快發現，自己買的金杯車沒過幾天就開始冒黑煙。經人指點，他才明白自己上當了：賣主往車里加了點食用油，暫時掩蓋了車的毛病。不得已，他花了1萬多元修車，心里惱火不已，“特別想賺回來”。

　　經過一起賣“二號”冰棍的朋友介紹，他入了賣假餃子的行當，并且很快就洞悉了其中的學問。

　　和冰棍不一樣的是，把假冒的水餃賣給批發商時，必須要欺騙他們相信這是真的。為此，制作假餃子的要求很高，不但要在意包裝，而且必須保證口味。為此，假“灣仔碼頭”牌水餃，經常使用價格相對便宜的“三全”水餃來冒充。一箱三全，可以“出一箱半灣仔碼頭”。

　　而假的“三全”水餃，則可能用更便宜的品牌冒充。在劉曼口中，能聽到一些灰色的幽默。比如有個年輕人，專攻“三全”牌水餃，他打電話給“三全”廠家，訂購1000斤的散裝水餃，然后裝進自己印制的“三全”450克包裝袋里出售，后者價格遠高于前者。

　　“這簡直就是‘三全’的加工點。”行內人如此評價。

　　翻看被揉得皺巴巴的賬本，可以看到，接下來的第二天，劉曼把45箱假冒水餃送到了大興，因為數量多，每箱便宜了2元錢。而這段日子的最后一筆貨是9月25日賣出的，共8箱。前前后后，一共280箱。

　　東三旗、勁松、潘家園、石景山……這些偽造品從造假者冷庫里運來，送到不同地區二級批發商手中，然后分批進入各大超市，堂而皇之貼上昂貴的價簽。

　　“‘灣仔碼頭’簡直是為了我們創出來的。”有一次，劉曼興奮地對同伴喊。

　　接下來的小意外，讓滾滾的財源暫時停頓下來。9月底，正牌的“灣仔碼頭”水餃突然更換了包裝。因為新包裝一時沒法仿造，假貨貨源一下子被切斷了。

　　“我不害怕生活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

　　這個下午，劉曼的贖罪之旅，與原先想象的差別很大。他原以為，自己的賬本和一箱作為證據的假“灣仔碼頭”，足以說明所有事實，并把對他的懲罰立即變為現實。

　　他已經做好了準備，被移送到公安機關，并經歷三五年的牢獄之災。“我不害怕生活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他說他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惡。

　　為此，他早早和妻子告了別，讓她等他出來。要是有人來聊點什么，他也喜歡在末尾說：“也許過幾天我就進去了。”

　　直到2009年年初，挺著大肚子的妻子才知道他的所作所為。那個時候，劉曼已經打好了自首的念頭。

　　此前，他一直沒有把自己銷售假貨的事情告訴她。在這個小學沒畢業的湘西女人看來，自己老公雖然非常辛苦，但很能干，是一個“正派而體面”的人。

　　“我后悔沒有早點告訴我的妻子。”劉曼說：“否則，她也許會以一個女人的細膩，早些勸我退出。”他錯失了最好的機會。當假“灣仔碼頭”斷貨的時候，本已有些退意的劉曼，禁不住幾名老同伙的攛掇，決定自己參與到制造的過程中。

　　國慶節結束后，假冒開始了。第一步是“做版”，3個合伙人拿出1.5萬元，交給一家專門負責制版的圖像公司，由他們根據市場上的正版包裝，制造印刷用的圖版。

　　然后，這個圖版被送到專門印刷包裝的小工廠。從小的包裝袋，到大的包裝箱，6個品種的“灣仔碼頭”，他們每種印刷了能裝3000箱的包裝。

　　為了使假冒的貨物能夠進入大超市，需要專門對包裝袋的條碼進行仿制。在木樨園一條隱秘的街道上，許多店鋪都有這樣的技術。他們用數碼相機把正牌包裝的條形碼拍下來，然后噴繪在塑料袋上，每個收取6分錢。最后一步是噴繪生產日期。然后，一個足以亂真的包裝袋就大功告成。

　　因為沒有什么經驗，劉曼除了出錢，并沒有參與包裝的過程。在郊區一座冷庫里，一切都在悄悄地進行。這時候，元旦已經快要到了。

　　他們自造的餃子很快就被客戶發現了問題。位于沙河的一個批發商打來電話，告訴他“有人吃出味兒不對”。北三環附近的批發商則告訴他，有人“吃壞了肚子”。沒過多久，大興的客戶也把電話打了過來。

　　假貨屢屢被發現，使劉曼開始考慮如何“全身而退”。他心里盤算著，1.8萬箱餃子，金額已經超過了刑事處罰的界限。

　　慚愧和擔憂一起壓了過來。以前，這些批發商都是劉曼最好的朋友，是“一進他家什么話都不說直接端碗吃飯”的關系。但如今，信任已經失去，老實巴交的女老板因為賣了他送來的假貨，失去了很多生意。他聽著這些，“慚愧得直想哭”。

　　還有一種情緒也開始在他心里生長。一天，六七個行內人坐在一間狹窄的房子里聊天，劉曼從他們嘴里聽說，有一個同行，曾經因為欠繳電費，冷庫被停電，上千斤餃子化凍并且變黑。后來，這些餃子還是出手了。

　　這件事在他心上像刺了一刀。“我以前從來沒有覺得良心不安。”他說，因為用于假冒的餃子也都是正牌產品，他知道，這“吃不壞人”。

　　而現在，看著妻子日益隆起的肚子，他開始胡思亂想。他就要當爸爸了。

　　“他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墮落與衰朽”

　　“你是個有良知的公民。”國家工商總局的工作人員將劉曼送出門時說。由于屬地管理的關系，這次舉報被轉交給北京市工商局處理。劉曼仿佛沒有聽見，一聲不響。但過了一會兒，他在廁所里給朋友打了個電話，把“良知”這個詞向對方重復了一遍。

　　兩個月前，他也許很難把自己跟這種詞聯系起來。反而有一天，蜷縮在又冷又窄的床上，劉曼做了個夢。“爸爸，你要去哪里？”一個小孩兒喊他：“記得幫我買根冰棍回來。”他“毛骨悚然”地驚醒過來，渾身是汗。

　　種種跡象說明，某些塵封在心底的理想復活了。這些理想曾經在劉曼的生活里占據最主要的位置。

　　矛盾的性格似乎混合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在老家湖南，他曾經在窮極無聊的時候，把一個黑“摩的”騙到無人處，想搶點錢花。但對方向他訴苦自己是個失地農民時，他根本沒法下手。

　　2003年，他來到北京以后，有幾年時間，一直與幾名他不愿意提及姓名的文化人在一起。那是一段不太容易忘記的時光。盡管身無分文，但這個年輕人對未來滿懷憧憬。在一些安靜、有陽光的下午，他喜歡躺在床上看報紙，“看的都是比較高端的”。閑的時候，他把自己寫的小說給一個60多歲的老作家看。老人激動不已，揪住文學界的朋友挨個說：這小子，將來一定是個大作家。

　　那時候，劉曼讀哈維爾的文集，并且摘錄其中的句子。他至今還記得有學者對哈維爾的評價：“他從社會生活的表面穩定和物質性追求與滿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墮落與衰朽。”

　　“如果讓我選”，劉曼說：“我寧愿回到那些安安靜靜讀報紙的日子。”一個中午，他仿佛又回到了從前。小說已經寫完，自首的決定已經作出，他睡了一個多月以來的第一個安穩覺。

　　他也知道那些日子很難回去。他有了一個家，還必須面對一段讓他無法逃避的不光彩經歷。“我渴望早點用行動贖罪，然后重新開始過清白的生活。”不過，重新取回這樣的生活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連他自己也不清楚，為什么曾經滿腦子都裝著的社會理想和責任感，變得離他那么遠。“這幾年，我好像變成了一架賺錢的機器，腦子里什么都沒有想。”有空的時候，他還會登錄一些網站，閱讀與民主法制相關的文章。他甚至和妻子商量，將來如果生個兒子，就取名叫“民生”。

　　但這些并沒有妨礙他繼續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名牌水餃，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

　　“我寧愿坐滿刑期，這是我應得的”

　　留下一份檢舉自己的舉報信，登記了姓名和住址以后，這個下午的“贖罪之旅”草草結束了。工作人員客氣地讓劉曼回去等待消息，就連他帶來作為證據的水餃，也沒有派上用場。

　　走出工商局的大門，劉曼臉上露出這個下午難得的一次笑容。但他還是強調：“我覺得好像今天下午白來了，一事無成。我原以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不過，沒過多久，他就承認，自己心里“踏實多了”。

　　自首的念頭像一個噩夢纏繞在他心里，每天晚上，睡眠都是艱難的。“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過。”這句話常常掛在他的嘴上。有時候，當別人提醒他，自首會得到減刑時，他總是連忙表示：“我寧愿坐滿刑期，這是我應得的。”

　　然而也不是所有時候，他都這么堅定。2月13日下午，他原本已經打算去自首。不過，走在由記者、朋友組成的人群里，他總是一個人落在最后面。“我有點邁不開步。”他說，聲音有點兒發抖。又過了一會兒，“我真想跑了得了”。這是他一個月來內心的寫照：大腦命令自己往前走，而身子卻總在往后退。

　　就像某一次，他點開北京市工商局的網頁，向“領導信箱”里發送了檢舉自己的信。“請與我本人聯系。”他寫完，留下自己的真實姓名和電話。結果，信沒有發送成功。“這是它自己的網站問題，跟咱沒關系吧？”他半是失望，半是欣喜。

　　寫小說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堅定了自首的念頭。一開始，他打算只承認自己銷售假水餃的事，然后罰點錢就可以過去。畢竟，“我的冰棍銷售旺季馬上就開始了”。

　　可是越寫下去，他越深地反思自己。最后，他決定把自己之前銷售假冒冰棍的事，也在自首時一起坦白。他很清楚，這意味著涉案金額已經超過只是罰款的界限，而有可能受到刑事處罰。

　　只有當睡覺時，他摸著妻子的肚子，感受著孩子在里面踢他，或者當他寫小說時，妻子像往常那樣依偎著看他，勇氣才會一下子不見了。

　　晚上8點多鐘，劉曼疲憊地回到家里，懷揣著工商局的接待證明。妻子坐在那里，沒有做飯，像是根本沒有預料到他還能回來。

　　自始至終，妻子都沒有責怪過他。只有一次，他結結巴巴地試圖向她解釋，自己為什么背著她賣假貨。他的理由是，將來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錢，奶粉只能買國外的。這個沉默的女人突然發火了：“你既然知道這些，怎么能去做這個？”幾個月前，剛懷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電視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過那些孩子。

　　她從來沒有當面反對過他自首的決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問他：“我怎么辦？”然后一言不發。這個看上去堅強的女人，背后流了很多眼淚。有一天，她甚至覺得他不會回來了，在家里一邊洗衣服，一邊流淚。捱到傍晚，終于忍不住打電話給他。說起這些，眼淚開始在她眼睛里打轉。

　　這個下午，劉曼離開以后，記者和她通過電話。她在電話里先是抽泣，最后終于哭出聲來。她甚至沒有敢把丈夫送出門。

　　“一個人做了事敢作敢當，是好事。”她好像在說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聽劉曼說過，可能要坐牢，但具體多少年，并不清楚。離預產期還有兩個月，這個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個人帶著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堅持吧。”她費力地說，然后笑笑：“再久了我就不干了。”

　　“我想也不會太久吧？”話音未落，又補上這句，聲音里帶著試探。

　　這些話，從來沒有說給劉曼聽。只有在晚上，劉曼會聽見她由于睡不安穩發出的聲響。他自責地認為，妻子“一定在做噩夢”。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帶著妻子逃回遠在湖南的農村，“對之前的所作所為不管不顧”。而這種想法最后往往敗下陣來。占上風的那種東西，他思索了很久，覺得可能是“公民意識”。

　　也許是為了鼓勵自己，他把自己在網上的簽名改成“我跟自己斗爭的目的，是讓自己人性的徹底回歸”。

　　“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2月12日，劉曼寫完了他的小說。不過，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來之前，他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他來到曾經賣出假冒“灣仔碼頭”水餃的批發商那里，向他們賠錢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餃，他打包放在家里，準備當做自首的證據。

　　有人替劉曼擔心，他的自首會斷了許多老同行的財路，從而招來報復。劉曼說自己倒是從沒覺得怕過。相反，他還在自己的文字里，希望同干這一行的人們感知，早日自首或趕緊停止違法行為，“這條路就跟兔子尾巴似的，絕對長不了”。

　　劉曼曾把寫完的部分交給了一個朋友。在網上，這個名為“老虎廟”的網友，開始披露小說的一部分內容：

　　“2008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暴風雪、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

　　“小龍是個良心未滅的人，或者說骨子里有著農民血液的鄉村人，面對新聞里報道出的眾多受毒奶粉傷害的兒童，良知在一步步地復蘇。”

　　食品造假、自首，這些要素拼在一起，在網絡上掀起波瀾。第一時間，“老虎廟”的電話被記者們“打爆了”。幾家媒體紛紛希望對劉曼進行采訪，有的甚至表示，愿意負責他入獄后家人的生活。

　　2月13日下午，一堆吵吵鬧鬧的記者聚在一棟大樓里，等著劉曼出現。這時候，他在路上給自己小時候的好朋友打了個電話。

　　“別去見什么記者，回家踏踏實實過日子不是件壞事。”好友這樣勸他。掛了電話，他又打電話給一個很崇拜的老師。電話里，對方問他是不是“出事”了。聽說“沒死人，也沒吃壞人”，對方反問：“別干了不就完了？”

　　“見了記者，就沒有退路了。”出門前，劉曼跟妻子說。在路上，他幾次“想轉身逃掉”，卻最終還是站在了鏡頭面前，并叮囑記者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寫成一個高尚的人。”

　　“我們生活在一片恐怖里。”他說。他曾經親自參與制造這種“恐怖”，卻同樣在走進超市買煙時害怕遇到假煙，在賣肉時發現里面注了水。在自己家的超市里，他發現過假的“奧利奧”餅干、假的口香糖和假的冰紅茶。

　　“連我的襪子都是假的。”他一邊說，一邊掀起黑色褲腿，露出巨大的“KAPPA”標簽。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后洗手不干了，多為社會作作貢獻不就行了嗎？”一個工商系統的公務員知道了劉曼的事，通過朋友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覺得他似乎“犯不著”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縮，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劉曼說，“我是個活生生的年輕人，還有著即將生產的妻子。”但是，他希望這一切趕緊結束，徹底結束。這樣，“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這樣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6日這天下午，劉曼稍做收拾，帶好證明自己有罪的證據，準備出發了。他臉色疲憊，胡子幾天沒有刮過，腿也有點軟。但他說，他“已經不再在矛盾里面掙扎”。

　　(當事人的舉報正在處理中，故文中“劉曼”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