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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結石娃娃事件絕非無解謎案

周東飛

　　陷入“結石門”的多美滋奶粉，盡管官方上海質監局日前為其證“清白”，然而多美滋結石娃娃的數字仍在攀升。記者從結石娃娃發起人———貴州凱里市的蔣亞林女士處獲悉，截至上周末晚8時，他們收集到的多美滋“結石娃娃”有96名，他們將繼續委托律師對涉嫌企業進行跨境訴訟(2月16日《南方日報》)。

　　跨境訴訟這個詞，與其說讓人感受到家長們的決心，倒不如說其中潛藏著一份厚厚的無奈和悲哀。也許之前他們是寄熱望于國內權威部門的，但權威部門宣布涉事奶粉不含三聚氰胺，此后便再無下文。這實在是一個讓人吃驚的現象，從什么時候起，“不含三聚氰胺”成了奶粉安全的標準?權威部門固然沒有明確說出這樣的邏輯，但涉事奶粉以職能部門的上述檢測意見為內容大做廣告，并毫不猶豫地推導出自身安全的結論，監管者居然能夠泰然以對聽之任之。

　　職能部門的職責不在于證明某一奶粉不含三聚氰胺，它需要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對納稅人負責。96名結石娃娃集中出現，本該引起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高度警覺。有三鹿奶粉事件的慘痛教訓于前，豈能再容冷漠敷衍的不作為出現于后?既然眾多家長都將懷疑的對象直指多美滋，政府職能部門就有責任徹底追查多美滋奶粉是否存在安全問題。含不含三聚氰胺是一個環節，但顯然不是問題的全部。因為除三聚氰胺外，尚有其他原因可能導致結石發生。至少在目前，沒有人可以咬定就是多美滋的責任，但在政府部門出具更為全面的檢測報告之前，它就依然逃脫不了公眾心目中的猜疑。

　　無論出于對患兒的負責，還是出于對一個奶粉品牌的負責，相關政府部門都應當提供更豐富的指標和更完備的證據，以便證明多美滋與新一波結石娃娃事件之間有無關聯。這是一個嚴肅的話題，其結論需要建立在科學的證據之上，在此之前沒有人能預知結論。從廠商的角度講，他們自然希望自己能夠徹底擺脫嫌疑。甚至，更多的多美滋客戶也有著如此愿望，畢竟他們仍處在忐忑不安之中。即便如此，職能部門的責任也尚未抵達終點。他們仍需進一步解釋，96名娃娃暴發結石的真正根源何在?任何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權力來自公眾的讓渡，俸祿來自公眾的納稅，故而必須向公眾提供法律所規定的服務。

　　消費者選擇跨境訴訟固然是他們的權利，但一波發生了國內的結石娃娃事件陷入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境地，卻不能不說是一樁讓人蒙羞的事情。不獨涉身其間的結石娃娃和他們的監護人需要更加明確和完備的結論，更大范圍內的公眾同樣需要一個權威的解釋，相關廠商更需要以此徹底洗脫疑慮。此前所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無不證明，以最積極的態度徹查內幕始末，才是重建公眾信心和行業信譽的正確選擇。拖延和推諉不僅無益于事件的解決，而且極有可能使事態惡化到無從控制的地步。那么，現在人們需要職能部門作出進一步行動，以說明涉事產品的安全性到底如何，結石問題緣何發生。

　　當然，一切結論都需要體現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公平正義。在真相調查的過程中，理當平衡地聽取相關廠商的訴求與看法。比如，涉事廠商曾指此事件緣于競爭對手的操縱。那么，96名結石娃娃是否存在，他們是否食用了上述奶粉，這自當成為首先確認的事實。總之，新一波結石娃娃事件決不可能是無解的謎案。

法律該為牛奶做點什么

趙芳芳

　　蒙牛特侖蘇的OMP事件看似有驚無險地過去了:國家6部門日前組織了衛生、營養、毒理、食品、農業等方面的諸多專家，研討了OMP的食用安全性，專家們認為其“沒有健康危害”。但明眼人可以一眼看出來的是，OMP是未經我國現行國家衛生標準允許使用的食品原料，難道蒙牛就不應為此違法事件承擔責任嗎?在三聚氰胺事件出現后，許多人開始改喝“貴一點”的牛奶了，因為不懂如何識別奶粉質量的消費者大多把質量好和價格高畫等號。但事實又讓消費者產生了巨大的失望，對牛奶這個詞也已產生了恐懼疲勞，尤其是那些提心吊膽的嬰幼兒父母。相信許多人的憤怒恐怕已經按捺不住了，禁不住要問:“牛奶，又是牛奶!難道真得讓我們自己養頭牛!”

　　自己養頭牛是一種無奈之余的奢侈想法，作為一名法律人我們不禁要思考:法律應該為此做些什么?當三聚氰胺事件出現后，我國政府立即聲明對因服用奶粉而患結石病的患兒實行免費治療。此舉使無辜的孩子得到及時的救助，這確實體現了我們國家的力量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是當我們清醒過來算賬時卻發現，企業違法的惡債都轉嫁到我們每個納稅人頭上了。給無辜的孩子們我們可以慷慨捐款，但對于這些毫無道德感的企業，我們不妨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追究其侵權責任，不再對其姑息縱容。正如美國政府在給該國企業救助的同時要宣布限薪計劃，其宗旨就是要讓“搞砸者”承擔責任，不能讓美國納稅人完全去補貼華爾街企業的失敗。

　　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相同的奶粉事件發生在美國，那些被稱做“救護車追逐者”的侵權律師該有多高興，律師業務滿地開花呀!當然這些唯利是圖的律師報酬也是相當可觀的。據報道1998年美國煙草公司敗訴后，25年內需賠償2460億美元作為對患病的吸煙者的補償，其中律師費高達100億美元。但是這些律師的作用卻是非凡的，用朱偉一先生的話說，侵權索賠是調節經濟和社會關系的杠桿，盡管這些律師為利益所驅動，但他們是弱者的最后維護者。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法律意識的普遍提高，公益訴訟在我國正悄然興起，“一元錢訴訟”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對于侵權后果如此嚴重的奶粉事件卻沒有人出頭，分析原因似有國情的問題———因為政府成了主要的買單人，當然亦有法律的問題。首先，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訴訟是件麻煩事，能忍就忍了。就連學法律的筆者，在服用數盒巨能鈣，得知其含有二惡英時也是抱著這種心態。其次，在中國維權的成本過高，沒有一批專業的維權人士單憑個人的力量是很難做好這件事的。比如這次奶粉事件如果不是受害者眾多，單要證明喝奶粉與長結石的因果關系就得讓有高深造詣的諸多法學家知難而退了。

　　目前我國侵權責任法的立法工作已經進入關鍵階段，立法者應該考慮的問題是如何使普通民眾維權的成本降低，這樣才能激發普通民眾維權的熱情，也可以進一步促進企業優勝劣汰，避免納稅人為違法企業買單的事件無休止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