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國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已實施了一年，但對于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的員工來說，帶薪休假仍是“空頭支票”。為此，不管是坊間還是網絡，要求政府“強制實行帶薪休假”的呼聲與日俱增。劉濤、魯開垠等眾多廣東省政協委員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建議在金融風暴影響的這段時期內，廣東應暫停員工的帶薪休假制度(2月12日《新快報》)。

　　所謂言者無罪，政協委員當然享有真實表達意見的權利，即便只是為了自身利益集團的利益著想。但是，“暫停帶薪休假”建議背后的兩種話題背景尤為值得重視:一是，“暫停帶薪休假”很可能已經不是一種言論，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實;二是，“暫停帶薪休假”只是“為企業減負”名義下一系列勞動者權益割讓事件中并不算最嚴重的一種。我們可以炮轟“暫停帶薪休假”言論，卻對事實上的“暫停帶薪休假”無計可施;我們能夠看到“暫停帶薪休假”的建議，是因為其還算上得了臺面，而那些更為嚴重的上不了臺面的勞動者權益割讓，卻只有具體情境中的勞動者本人才能體會到。

　　之所以會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為企業減負”已經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金融危機中‘飯碗’遠比‘福利’要重要”這樣的觀點，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的支持或默認。因為在我們慣常的思路里，金融危機時企業生存困難，員工權益當然應該最大限度地作出讓步，即使有違法律規定，似乎也并無不妥。

　　毋庸諱言，在壓縮勞動者權益上突破法律底線，是一種典型的社會退步。試圖依賴社會退步來走出經濟危機，無異于一種賭博，不僅是短視的，更是危險的。為什么說是短視的呢?因為它只看到眼前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卻沒有看到此舉對陳舊社會結構和嚴重不公既有利益格局的固化和加重。為什么說是危險的呢?因為它完全有可能將局限于經濟領域的危機向更廣闊的社會領域擴散。

　　正如孫立平先生所言，我們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遇到的問題，與其說與美國的次貸危機相近，不如說與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美國遇到的問題更相近。因為今天的中國和當時的美國都在過同一個坎兒，即從生活必需品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確實，眼下的金融風暴對我們的生活必需品消費影響有限，最大的影響是出在住房、汽車等耐用消費品領域。即便是針對耐用消費品頻出“救市”政策，效果也很短暫或者很輕微。這是因為耐用消費品往往價格昂貴而又不是非買不可，沒有一個充實的錢包或者對收入增長的充分信心，是不敢輕易掏錢或者貸款購買的。

　　走出金融危機，需要一個橄欖型的社會結構，需要一個穩定而強大的中產階層。這也就是為什么當年的羅斯福新政非但沒有依靠割讓勞動者權益來渡過危機，反而是通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強化工會作用等來充實勞動者的權益，同時也保障了未來的市場購買力和走出危機的信心。所以說，社會進步才是走出危機的出路，企圖拿社會退步來賭博則必輸無疑。(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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