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獲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審批改革、腐敗治理與市場完善》的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以來的行政審批改革雖然取得了很大進展，但還只是階段性、初步性的，審批制度改革遠未完成，要繼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必須轉變改革方式。

　　報告撰寫者、社科院經濟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林躍勤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當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審批過多過濫的情況還很嚴重，行政審批改革良性機制遠未形成，持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面臨很大阻力。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報告顯示，雖然經過幾次改革，中央和各地政府均削減了為數不少的審批事項，但留存下來的審批數量依然很龐大，而且留下來的審批事項還有許多是政府不該管、屬于市場范圍內的事情，現行行政審批制度的基礎并未根本觸動。如目前某市房地產開發商需要經過近20個部門、近200人簽字、約60個印章，奔忙兩年時間，花費數千萬元，才能建設一個項目。同時，審批項目削減中走過場、重數量、避重就輕，避虛就實、明減實增、陽奉陰違，實際上只減那些不能收費或核準的事項，對本部門有利的，特別是一些收費項目卻攬在手里不放等現象不少。還有些部門和地方將審批權轉移給下屬協會、行會等中介機構等，“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情況普遍存在。

　　此外，一些打著各種名義進行的“變相審批”比審批更麻煩。比如一些項目名義上取消審批，改為備案制，但企業申報備案更加復雜麻煩，所需要的周期更長。再比如一些互相矛盾、互為前提的許可條件，讓企業在辦證的時候左右為難。

　　據林躍勤介紹，國外有研究表明，在發達國家，辦一個企業平均需要過6關，用26天，花費年收入的8%；而在發展中國家，平均要過11關，用59天，花費年收入的122%。“目前在中國注冊一個企業平均需要多少天，沒有準確的數字，預計是發達國家的若干倍”，林躍勤說，“慢的主要原因就是行政限制和審批程序依然比較煩瑣。”

　　報告表明，我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始于上世紀80年代，而全國性大規模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則是從2001年開始的。2001年9月，為了適應加入WTO對轉變政府職能的需要，國務院成立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全面清理國務院各部門、單位的審批項目，并在全國范圍內有序地展開，觸及到行政審批各個方面，標志著行政審批改革進入到實質性階段。然而報告認為，目前進行的行政審批改革大多是被動進行的，良好的改革機制遠未形成。

　　報告分析認為，目前的改革大多是應急型、淺層型、減量型和被動型的，改革偏向審批項目數量上的壓縮，有的地方甚至玩起數字游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缺乏長期規劃和經常性，改革依然具有自上而下、政治運動式、風暴式改革的痕跡。自覺進行審批體制改革的內在動力不足，2001年以來的審批改革主要是在履行加入WTO承諾的外部壓力下發生的，并非完全是自覺自發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還沒有以體現國家意志的法律形式予以規范，如設立審批事項的權力、審批程序、監督措施等的法定化均未實現，也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對政府管理的要求。

　　正因為各地區、各部門的審批改革具有被動特性，所以，常常造成改革在不同地區、不同領域表現得極不均衡。

　　行政審批改革和項目削減要求基本上是按照各地區自我檢查、自我削減、自我“瘦身”，使中央要求與目標和地方的實際執行差距較大，各地審批改革進度不一、有的砍得多，有的減得少，苦樂不勻突出，出現了“誰減的多，誰吃虧”的逆向刺激。時間一長，就有可能出現對同一事項不同地區做法不同、不同省市同一部門職能大相徑庭的情況。

　　阻力來自何方

　　報告還認為，持續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面臨很大阻力。從目前情況看，由于政治體制改革和反壟斷改革滯后，如政府職能部門和官員為了自身利益，不愿繼續放權，甚至借口經濟發展中的新事物、新情況要求增設新的機構、新的行政許可和審批權，壟斷部門也希望借助各種審批門檻，限制其他競爭者的進入。

　　報告針對這些問題提出若干對策建議，包括繼續轉變政府職能，減少審批數量，強化審批制度改革中的反腐敗機制，加大對審批尋租腐敗的懲罰力度。

　　報告特別強調要創新行政審批改革模式，提出要實現五個轉變：從以往的臨時性、陣風式審批制度改革轉向按照內外環境變化和完善市場經濟客觀需要經常性的改革；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性、補漏性改革轉為主動性、預防性改革；從偏重于發命令、定指標等方式的指令性改革向依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決定審批事項增減的制度性改革轉變；從單項性、局部性改革轉向配套性、整體性改革，把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與司法體制、人事體制、價格體制等其他各項改革緊密結合起來；從重改革過程和規模向重改革質量和績效轉變，特別是要消除那種以為減少了審批數量，而對數量減少之后的監管、運行方式和效果不聞不問，作為審批制度改革成功的淺薄思想。(滕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