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州特大殺人案兇犯熊振林一審領到死刑。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必然結果，也是熊振林個人必須承擔的罪責。

　　網絡留言和傳統媒體的報道中，“非殺不可”是基本的態度，有人在嘲笑他的上訴打算和希望大赦的天真幻想。或許只是徒勞，但既然法律上有這樣的程序，這樣做無疑是熊振林的當然權利，一個人即便十惡難恕，也當理解他的求生本能并且尊重他依然擁有的權利。

　　我并非不能理解人們的憤怒，血腥的殘暴，一直讓我透骨冰涼，內心驚懼。無論什么樣的仇恨和絕望，我都不希望一個人成為怨恨與詛咒的載體，無法原諒一個人將自己變成殺人機器。我也知道并不一定是憤怒，在有些人眼里，這只是一個談資或者笑料，別人的罪惡、痛苦和幸福，已很難引發他們的感情波動。

　　讓熊振林得到應有懲罰，讓公憤得以舒緩，是具體正義的實現。我卻懷疑僅此能讓社會有多大改變，能否避免一個又一個殺人機器的出現。馬加爵、邱興華、熊振林，如果他們僅僅是他們自己，處死他們，就像是清除了肌體內的一種病菌。

　　但并非如此簡單。他們曾經是我們社會中的一員，如同你我一樣。如果我們仍然相信社會中人與人的不可隔裂性，相信社會中的每個他者同時就是我們自己，馬加爵、邱興華、熊振林等人的罪惡，就是社會的悲劇和失敗，是每一個社會成員身上被撕開的傷口。我們應該思考，為什么他們會異化為殺人機器，社會該怎樣防止和彌合這樣的創傷，該怎樣挽救類似的人，而不是簡單地進行切割手術。他們的墮落和死亡，一樣應當讓我們痛惜、悲哀甚至自責。

　　不可否認已經有足夠篇幅的反思。思路上雖有拓寬，也只是將他們限于親情和熟人關系之中，從個人成長經歷探尋個人心理和個性的變遷。這些當然是導致他們異化的很大原因，但人是社會性成員，影響一個人的，不只是家庭、親友、師生這樣的小圈子，整個社會的精神狀態、價值取向、行為表現，都會規范或者扭曲個人的心理和性格。

　　我并不對社會悲觀，可我看到暴力邏輯和輕賤生命的觀念時常在社會彌散。打死、整死、弄死是許多人的口頭禪，也是網絡上表達憤怒的基本詞匯。 “中國人這么多、死幾個算什么”，“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人太多”等等論調，我們應該都不太陌生。對敵人無情殺戮、報仇雪恨當老大、將社會視作江湖的心態和行為，在我們的教育文本和影視作品中，有時候甚至被稱為勇敢的美德。為根本不值一提的小糾紛而揮刀相向，致人死傷，幾乎不能在新聞版面上占據分量，因為太多了。一些地方政府對人民的傲慢、野蠻，也并非只停留在傳說。

　　我也看到社會中人群的分裂。有的人在逐漸接受現代文明的洗禮，習得并持有那些理性而溫和的公民美德。還有更多的人，身體在現代，精神在前現代，叢林法則是支配他們行為的寶典，對現代文明準則幾乎一無所知。比如熊振林天真地以為會出現大赦。這是個人的無知，但又是什么造就了無知，是什么阻礙了現代文明在社會中普遍的傳播？

　　熊振林的異化悲劇，個人因素很大，不能說必然是由社會生態所決定，也不能肯定必然是由熟人關系所塑造。但一個人身處社會大環境，不可能不受其影響。從公共領域的完全退卻，缺少公民美德，囿于私利的糾結，基本就是兩種狀態。或者對他人漠視，別人的事情都不會放在心上，嘻嘻哈哈得過且過。或者對他人仇恨，視他人為利益爭奪者，必打倒而后快，極端的便生發出反社會、反人類的心態。

　　任何文明的社會，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殘暴扭曲的個別人，而社會能不能因這傷痛而思考、改變，卻可被視為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個衡量標準，我當然從內心希望我們處在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劉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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