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今天(2月9日)獲悉，北京市一起非法制售80余萬份假發票的特大案件，將于2月10日在宣武區人民法院大法庭開審。

　　記者在開庭前從辦案檢察官處獲悉，此案假發票涉及餐飲、娛樂、運輸、建筑等多個行業。僅被告人韓東安多次非法制造并向多人出售的假發票就多達869000余份。據透露，韓東安等11人被控非法制造、出售發票罪，以及涉嫌私刻公章等犯罪行為。

　　新聞延伸

　　河南沈丘人韓東安經過多方打聽和掂量，認準印制假發票可以賺錢。

　　他花兩萬八千元買了一臺印制假發票的機器，還買下用于印制假發票的油墨和紙，打算大干一場。但沒過多久，就被當地派出所民警查獲。為繼續干下去，又怕再次被抓，韓東安賣掉機器，找人制作了假發票的版樣，自己多方尋找關系，串起印制、運輸、儲藏、出售等多條線路———80余萬份假發票由此通過物流公司進入北京兜售，釀成這起特大假發票案。

　　此案因顯現了普通發票犯罪的最新走勢，而備受社會關注。在2月10日案件開庭之前，記者找到了辦案檢察官，挖掘到了案件背后不為人知的內情。

　　此案假發票涉及地區之廣、行業之多、面額之巨，令人吃驚。生產一本發票的成本僅幾角錢，但到需求者手中則變為幾十元一本。利潤之高讓一些人趨之若鶩

　　檢察官告訴記者，據被告人韓東安交代，他以每本3.5元左右的價格向他人出售非法印制的發票。他有兩個銀行賬號，三個手機號碼。向他要假發票的人都是打手機與其聯系，定好需要的發票種類、數量后，將錢款郵寄至韓東安的銀行賬戶。韓東安再按約定將發票裝箱，通過物流服務中心發往北京。他經手非法印制的發票種類有面值50元和100元的北京地區定額發票，有商業發票、工業發票、服務業發票，還有天津地區的商業發票。被抓獲時，他已收到買發票人支付的三十多萬元，自己掙了十幾萬元。

　　被告人楊金華在承接韓東安印制發出的大量假發票后，與近十人建立起銷售聯系。有時他“進一箱”，每箱少則三四百本，多則一千多本，“有時進二箱、有時進三箱，最后一次進了八箱”。楊金華在每本發票的進價上再加價5角錢售出，韓東安給了他一個銀行賬號，讓楊金華把結算的錢匯到這個賬號上，賬號上的人名就是韓東安。

　　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此案假發票涉及北京、天津、河北等不同地區的餐飲、娛樂、運輸、建筑等多個行業，其中以餐飲、娛樂業居多。僅犯罪嫌疑人韓東安多次非法制作并向多人出售的發票就多達869000余份。

　　案情顯示，生產一本發票的成本僅幾角錢，制造者向“下家”以每本4元左右的價格大量販賣；第一層銷售者再以每本10元左右的價格向其“下家”大量出售；第二層銷售者以加價10元左右向需求者兜售。如此利潤分層導致一些人趨之若鶩。

　　據宣武區地稅局有關領導介紹，此案查獲的假發票多為一般商業發票，由于這個團伙制販的假發票采取了技術成本較高的膠印機，所制假發票從外觀上看很逼真，肉眼難以識別真偽，一些定額發票甚至還仿印了刮獎涂層。

　　檢察官發現，與往年此類案件平均3人的立案數值比對，2008年普通發票案件涉案人數多達17人，增幅升至466.67%。這類犯罪活動日趨職業化、團伙化，且內部制售體系嚴密、隱蔽

　　早在宣武區人民檢察院立案審查這起涉及普通發票的犯罪案件之際，辦案檢察官就格外關注這起案件的犯罪事實和犯罪特點，并對近年來同類案件所顯現出來的最新犯罪態勢進行了統計和分析。

　　檢察官們發現，普通發票犯罪案件近年來逐年遞增，且出現激增態勢。與往年此類案件平均3人的立案數值比對，2008年此類案件涉案人數多達17人，增幅升至466.67%。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該院受理的涉及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逐年遞減。2005年該院立案9件16人，2006年3件3人，2007年1件2人，2008年無一起涉及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

　　如何解釋普通發票類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逐年遞減的相背現象？辦案檢察官們有著自己的判斷和認識。

　　宣武區檢察院公訴二處處長高琴告訴記者，這并非偶然。國家近年來加大了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和對該類犯罪的打擊力度，于是犯罪人員就把注意力轉向了普通發票制假售假。

　　該院公訴二處檢察官在相關辦案實踐中發現，現實中假發票具有廣泛的社會需求量，普通發票制假售假的犯罪誘因來自多方面：

　　首先，售假者在火車站、客運站等流動人口密集的地方叫賣，針對的是大量因出差需要發票回單位報銷差旅費的旅客。明知在叫賣發票人手中購得的發票不可靠，但就是有眾多的購買者，利用假發票虛報費用以行貪污腐敗之實。

　　其次，餐飲、娛樂等行業，尤其是街頭的小飯店、百貨店、洗浴中心，私下購買假發票的目的則是為了逃稅。特別是娛樂等高賦稅行業，其納稅比例為營業額的20%，這些人為了逃避稅收，向顧客開出假發票。

　　另外，一些單位為了逃避稅收，直接憑發票領取工資；一些單位為了向上級和關系戶進行所謂的“公關”，往往買發票沖賬，為行賄受賄行為作掩護。更有甚者，一些人直接利用假發票虛列支出，貪污公款。

　　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上述這些現象都為制售假發票的違法者提供了生存空間。

　　檢察官在對近期一些以制售普通發票犯罪為生的犯罪團伙的行徑進行歸納后發現，這類犯罪活動日趨職業化、團伙化，且內部制售體系嚴密、隱蔽。他們熟悉相關稅收法律和國家對涉稅犯罪的打擊重點，了解公安機關的偵查措施。他們有專門的制造者、販賣者、銷售者，其間的銷售鏈條相對較為固定，犯罪活動具有持續性，作案方式隱蔽，他們之間聯系使用多個手機號碼、不見面，發貨使用郵寄方式、不使用真實姓名。大多數違法者在火車站、客運站、地鐵站、過街天橋等流動人口較為密集的公共場所，采用公開叫賣的方式出售假發票。此外還通過互聯網絡、手機短信等方式公開兜售假發票。

　　制售假發票的“經濟成本和風險成本都比較低”，導致假發票泛濫。檢察官建議，要從量刑上加重對制售假發票犯罪人的處罰，同時還要加大對此類犯罪衍生犯罪的打擊力度

　　涉及發票的違法犯罪，不僅會擾亂國家對稅收的管理秩序，還將導致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腐蝕敗壞社會風氣，危害嚴重。然而，對比涉及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和普通發票類犯罪的處罰標準可以發現，前者的立案標準是25份以上，法定最高刑為死刑；后者的立案標準是50份以上，法定最高刑是7年有期徒刑。

　　中央財經大學稅收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郝如玉認為，假發票泛濫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制售假發票的“經濟成本和風險成本都比較低”。

　　宣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在辦理這起犯罪案件時發現，在河南沈丘地區一個村子里，大部分農民家里都有印刷機，而有印刷機的大部分家庭都印制過假發票。

　　在辦案中檢察官發現，由于此類犯罪違法者銷售出去的發票往往難以認定，而依據刑法理論，對于從違法者處收繳的假發票，屬于因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出售，犯罪沒有得逞即犯罪未遂。檢察官認為，需要指出的是，違法者大量購買假發票的惟一目的只能是出售以謀取非法利益。

　　辦案檢察官同時還注意到，該類犯罪往往伴有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為了順利出售假發票，犯罪人自己或委托他人私刻其他機關、公司的財務專用章蓋在空白的發票上，由此引發出偽造國家機關印章，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印章的牽連犯罪；外地長期來京的犯罪人員中，多見非法同居、非婚生子女等重婚行為，他們為了逃避法律處罰，讓身處哺乳期或懷孕的婦女去街頭叫賣發票。

　　檢察官認為，一方面要從量刑上加重對制售假發票犯罪人的處罰；另一方面，還要加大對此類犯罪衍生犯罪的打擊力度。

　　記者手記

　　作為國內財務收支的法定憑證和會計核算的原始憑證，發票相對于貨幣，有“第二鈔票”之譽。發票在中國經濟生活和財稅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比鈔票復雜和特殊許多。

　　然而，與公眾深惡痛絕的假鈔票相比，發票造假售假犯罪現象似乎并沒有引起公眾的厭惡和憎恨。在中國經濟領域形形色色的各種“造假”行為中，假發票的危害被判定為最嚴重，但此類犯罪行為在社會現實中得到的“寬容”，顯示出其“強大”的一面。

　　普通發票犯罪案件在北京地區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恐怕在外地也大量存在。從立法上加重對普通發票類犯罪的懲處力度，亟需提上日程。(記者 杜萌 通訊員 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