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區人大九屆二次會議一致通過決議,決定把每年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這是西藏百萬農奴翻身解放后設立的首個法定節日,這是西藏人民的共同節日。

　　早在1959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發布國務院命令,這一命令標志著,維護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揭開了西藏百萬農

　　奴解放的序幕。命令說:“查西藏地方政府多數噶倫和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糾集叛亂分子,進行叛亂,……。為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除責成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外,特決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由班禪額爾德尼·卻(確)吉堅贊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職務。任命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帕巴拉·格列朗杰為副主任委員;常務委員兼秘書長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撤銷了叛國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18人的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和一切職務,并按國家法律分別給予懲處。任命鄧少東等16人為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望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領導全藏僧俗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協助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叛亂,鞏固國防,保護各族人民利益,安定社會秩序,為建設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新西藏而奮斗。”

　　同一天,新華社發布關于西藏叛亂事件的公報,指出:西藏反動上層發動的叛亂促進了祖國統一的鞏固,促進了西藏反動勢力的滅亡,促進西藏的民主化和西藏人民的新生。

　　一

　　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13世紀起,歷代中央政府對西藏進行行政管轄。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英國占領印度以后,企圖染指我國西藏。沙俄在吞并中亞地區以后,也將黑手伸向西藏。在20世紀初,他們背著中國達成協議,歪曲中國中央政府與西藏的政治關系。英帝國主義勢力進入西藏以后,努力在西藏上層中培養親英分子,離間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系,企圖為鞏固其在南亞次大陸的統治制造一個緩沖地帶。解放前夕,由西藏上層統治者中親帝國主義勢力控制的地方政府持非愛國主義態度,對共產黨、解放軍進行歪曲宣傳、造謠污蔑,趁中國內戰之機重演清朝滅亡時驅逐中央官員的舊戲,并頻繁派人在國際上活動,試圖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

　　當時的西藏處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藏傳佛教上層僧侶和世俗貴族共同統治著廣大農奴和奴隸,人們把貴族、上層僧侶和地方政府稱為三大領主。占人口不到5%的農奴主階級占有全部土地、草場和絕大部分牲畜,控制著占人口95%以上的農奴的人身自由。農奴和奴隸分為差巴、堆窮、朗生三個階層,他們對領主有人身依附關系。差巴意為種差地的農奴;堆窮意為小戶,是社會地位比差巴更低,生活更為艱苦的農奴;朗生意為“家里養的”,沒有任何生產、生活資料和人身權利,完全無償地為領主勞動。農奴主可以把農奴進行贈送、轉讓、抵押。農奴的子女世代為奴,從屬于領主。男女農奴結婚,事先要征得雙方領主的同意,生下孩子后,男孩歸男方領主,女孩歸女方領主所有。農奴們所支應的差是包括徭役、賦稅、地租在內的差稅的總稱。除差役之外,農奴們還要承擔上百種名目繁多的經常性的和臨時性的稅。高利貸是當時三大領主剝削農奴的重要手段之一,通常借錢的年利息在10%、20%甚至30%,借糧的利息是借四還五或借五還六。農奴的債務有子孫債和連保債。子孫債是幾輩人也還不清的債,連保債是一戶借債,幾戶作保。當時的法典把人分為三等九級,規定“人有等級之分,命價有高低不同”,上等上級的人的命價為與尸體等重的黃金,下等下級的人的命價僅為一根草繩。達賴喇嘛對朝拜者的祝福也是等級分明。他對大官、大貴族用雙手摸頂,對中等官員只用一只手摸頂,對小貴族用兩根手指,對平民百姓只用一條牛尾巴制成的拂塵,或用一條絲穗在對方頭上輕掃一下,甚至是用一根木條系一根紅絲帶,由朝拜者排隊按順序彎腰用頭碰一下。西藏地方政府和農奴主們用嚴刑酷法對待膽敢不服從管理的農奴,刑罰多達幾十種,包括挖眼睛、剁手、剁腳、流放,等等。犯人戴著木枷、腳鐐、手銬沿街要飯,自行解決生活問題。當時西藏是一個全民信教的社會。藏傳佛教不僅控制了思想文化,而且滲透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上層僧侶集團不僅在文化上,而且在經濟、政治上控制著社會,成為三大領主之一。

　　二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徹底驅逐了帝國主義勢力。廢除封建剝削制度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走社會主義道路,走向民主、富裕、文明、和諧的必要前提。鑒于西藏社會的特殊性,中央允許西藏在廢除封建剝削制度上有一個等待過程。在“十七條協議”中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有關西藏的各項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一直到1956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才提上議事日程,而且,在認識到改革的條件不成熟之后,中央在當年9月4日及時發出了《中央關于西藏民主改革問題的指示》(簡稱“九·四指示”),認為在西藏民主改革問題上還必須等待,為爭取西藏上層盡了最大的努力。

　　西藏和平解放后,位于拉薩的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位于日喀則的以班禪額爾德尼為首的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仍然是西藏地方的合法政府。中共西藏工委在做好上層統戰工作的同時,努力影響群眾,真心誠意地盡一切可能為西藏的老百姓辦實事,辦好事,把影響擴大到西藏各階層群眾中去。在點點滴滴的工作積累中,西藏百姓真正認識了共產黨、解放軍,發自內心地把解放軍稱為“新漢人”。

　　和平解放后的西藏極大地加強了和祖國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內地的新思想、新風尚像一股股春風吹到雪域高原,喚醒了封閉、保守的西藏社會。廣大農奴產生了強烈的改革封建農奴制度的愿望,他們的呼聲得到了農奴主階級中上層開明人士的支持。

　　西藏地方上層反動分子是封建農奴制度的死心踏地的維護者,為了維護這一剝奪千百萬西藏人民人權的反動、黑暗的社會制度,維護對廣大農奴的統治地位,不惜作帝國主義的走狗,公然與全國各族人民為敵,妄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

　　1955年,在甘、青、川、滇藏區開展了廣泛的民主改革運動。這些藏區的反動上層不甘心放棄他們享受已久的特權,不愿放棄封建剝削制度,不惜發動武裝叛亂對抗改革。隨著其他省藏區平叛的節節勝利,各地叛匪大量涌入西藏。控制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不僅不平定叛亂,反而縱容、支持各藏區流竄到西藏的叛亂武裝,給予他們人員和武器的支持,直至支持藏軍成建制地參加叛亂武裝,旨在給中央政府施壓,借以達到“永遠不改”的目的。與此同時,國際反共反華勢力也積極為叛亂分子提供支持。美國中央情報局吸收叛亂分子送往美國進行軍事培訓,然后空投到西藏作為叛亂骨干力量。西藏的叛亂局面終于在1959年3月10日由局部叛亂發展為全面叛亂。

　　三

　　1959年3月10日,有上千人手持小白旗在拉薩街上游行,高喊“西藏獨立”等口號,在羅布林卡門口聚眾滋事。100多叛亂分子的代表召開會議,決定進行“西藏獨立”運動。13日,叛亂武裝總部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名義,向各宗、溪(縣、莊園)下達命令,說:“為了反對共產黨和獲取西藏獨立的武裝斗爭的勝利,所有18歲至60歲的男人,都必須自帶武器、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遲緩。”隨后,叛亂分子與在印度的分裂分子聯系。17日,十四世達賴及隨員、家屬和擔任警衛的藏軍逃離拉薩。20日,叛亂分子向駐拉薩的黨、政、軍機關和企事業單位全面發起武力攻擊。

　　西藏上層反動分子再一次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他們以背叛西藏廣大人民群眾開始,以被西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拋棄而告終。3月20日拉薩打響后,僅僅兩天時間,人民解放軍就取得了拉薩平叛的全面勝利。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并責成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隨后,不到兩年的時間,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平息叛亂的偉大勝利。

　　在平息叛亂的同時,從1959年到1961年,在西藏全區進行了一場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的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運動。這是一場中國共產黨領導百萬農奴推翻農奴主階級的黑暗統治,廢除三大領主生產資料所有制和上層僧侶貴族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人民革命運動。

　　1959年4月8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召開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的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貫徹執行國務院三月二十八日命令的決議》,號召西藏全體僧俗人民全力支持人民解放軍,徹底平息叛亂,緊密團結起來,建設新西藏。

　　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召開了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決議指出,西藏現行的社會制度是一個反動的、黑暗的、殘酷的、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度,只有實行民主改革,才能解放西藏人民,發展西藏的經濟文化,為建設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的西藏奠定基礎。西藏工委和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決定首先在平息叛亂的拉薩、山南、昌都等地農業區進行民主改革,徹底廢除封建農奴制度,解放廣大農奴和奴隸。

　　歷時兩年的民主改革,徹底摧毀了三大領主政教合一的舊政權,先后建立起西藏人民自己的各級政權機構;廢除了生產資料的封建領主所有制,確立了農牧民的個體所有制;廢除了農奴和奴隸對三大領主的人身依附,使他們成為擁有充分人身自由的國家主人。

　　四

　　西藏的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組成部分。由于特定的歷史條件,西藏人民求得解放是分兩步實現的:第一步的標志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簽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人民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結束了幾十年來不正常的歷史,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溫暖懷抱中。第二步的標志是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平息了堅決維護封建農奴制度、陰謀分裂祖國的農奴主反動上層發動的武裝叛亂,埋葬了延續千載,給西藏社會帶來巨大災難的封建農奴制度,從封建制度的壓迫下解放了出來,為走上社會主義的光明大道鋪平了道路。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民主改革后的西藏走過了50年。今天,流亡海外的當年的叛亂分子們,千方百計夢想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他們把每年3月10日作為所謂的“西藏起義紀念日”。每年這天,十四世達賴都要發表聲明,當年百萬農奴人權的剝奪者今天正以“人權維護者”自居,對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發出陣陣詛咒,向國際社會散布種種謊言,干擾破壞西藏的繁榮穩定和安定團結,但是,今天生活在西藏的廣大翻身農奴和他們的后代最清楚,誰是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維護者,誰是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干擾破壞者。(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研究員　拉巴平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