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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8日，《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經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該條例對計算機安全等級管理、保護措施、禁止性的行為、法律責任等，作出了詳盡規定，特別是對近來社會廣泛關注的“人肉搜索”，明確“說不”。

　　面對徐州這一立法規定，怔忡失語良久。在我看來，徐州這一立法動作很可能是一次地方立法權的蹈險之舉。《立法法》固然賦予了地方立法機構的立法權，但并非沒有限定。立法法除規定地方立法不得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之外，還明確規定了立法的“地方性原則”，即“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需要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實際情況作具體規定的事項”與“屬于地方性事務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規的事項”。但徐州立法“人肉搜索”之類，不為執行上位法規而來，“人肉搜索”本身亦非地方性事務。立法法自然也規定國家尚未制定法規的，地方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但這亦需在不違背地方性原則之下。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基本的法律精神，有關公民人身自由、政治權利、財產安全及國家主權、基本制度等事項，必須由中央統一立法。誰能說，人肉搜索不是一種關于公民自由、權利的事項？

　　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按照有關負責人的說法，是因為根據國家民法、行政法、刑法的規定，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他表示，個人隱私就是關于個人的有關信息，包括個人或家庭財產及構成，收入狀況，住所，任職單位的待遇等等。然而事實上，這些立法依據恰恰是法律的模糊地帶。我國相關法律規定了個人隱私受保護，但仍只是一種原則性規定，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直到現在，仍沒有一部個人信息法規出臺。那么，徐州何時獲得了對個人隱私及信息進行法律解釋的權力，并據此制定法規？何況，作為法治精神的一部分，官員信息乃必要的公共事務。在許多國家，作為官員隱私權的界定，其標準內涵都有別于普通民眾，徐州又如何將它們混為一談？

　　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有違立法法原則，是對立法權以及公民權利的僭越，因此有必要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而在另一方面，也有必要追問的是，徐州輕舉立法，到底是在為誰“冒進”？應當看到，“人肉搜索”已成為中國特色的公民監督方式，其成例已有不少。日前網民自發“人肉搜索公約”也表示其目的在于“懲惡揚善”。然而，徐州混淆處于公共的官員信息與處于私隱的公民信息，無疑是對這種監督方式的生硬拒絕。對此多數網民也都認為，徐州這一立法很可能是以對公民權利的限制，來形成對權力階層的“保護”。因為“最害怕人肉搜索的當然是貪官”。慮及一段時間以來對“人肉搜索”進行限制性立法的消息不斷傳出，徐州此舉也疑似一次輿情試探。

　　“人肉搜索”或許并不是一個純潔的天使，但這卻也不是視之為惡魔的理由。對其進行立法本身無可厚非，但相關部門要做的不是簡單而生硬地一禁而之，不是以立法的形式蹈險，而需要以更大的智慧與勇氣來平衡權益與輿情。(楊耕身 作者為瀟湘晨報總編輯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