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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認識其中一些領導人，我知道他們并不是威權主義者。西方媒體的描述并不真實，人們的印象被大大扭曲了。”——《中國30年》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劉科發自北京 很少有外國人，在中國會受到“國師”般的禮遇，65歲的美國人羅伯特·勞倫斯·庫恩享受到了。

　　也很少有一本書，會像《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般，備受矚目甚至追捧。近日，在該書中文版舉行的座談會上，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趙啟正、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哲洙等數十位部級高官與會。

　　就出版書籍而言，這樣的場面實為一時之盛。

　　庫恩正是《中國30年》的作者。2005年，因為寫作《江澤民傳》，庫恩開始聲名顯赫，但同時他又承受著西方媒體的猜疑和批評，認為他“美化了中國”。

　　1月10日上午，《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見到了庫恩，他身穿深藍色西服、頭發已花白。庫恩是個大忙人，他的日程表安排得十分緊湊。在采訪間隙，庫恩曾數次離開座位，回來后，他又連忙為自己剛才的離開做解釋：“非常抱歉。我不想顯得自己很沒有禮貌。但我中午就要去天津，所以走開了一下去整理行李。”

　　對于中國媒體給予自己“斯諾第二”的贊譽，庫恩坦言并不十分喜歡，“在中國這是一種表揚，但在西方也許并不是。”

　　談中國領導人：并非千人一面

　　在《中國30年》中，庫恩采訪了100多位省部級官員，并披露了中國領導人的一些從政細節。“胡錦濤擔任中共總書記后呼吁媒體要報道更多‘實實在在的新聞內容’和事關民眾利益的故事，少播一些高層領導的一般活動，胡錦濤在內部批評說，這等于是在‘浪費時間’。胡錦濤建議從新聞報道開始，減少對領導活動、沒有實質性內容講話的報道。”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30年》這本書中，您采訪了政治局委員和各個領域的省部級官員。要知道在中國采訪高層官員是比較困難的事情，所以我們很好奇的是，為何只有您的采訪能夠一路亮綠燈？

　　庫恩：回答這個問題，要從我在中國20年的生活經歷說起。1989年，國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請我訪問中國，為中國當時的金融改革擔任顧問。從90年代中期后，我總是看到美國媒體對中國進行扭曲、沿襲對中國的偏見報道。當時我很沮喪和失望，為了向世界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我開始了一系列活動。這其中我講述了中國的很多問題，有成功面、也有陰暗面，接觸了包括農民工、殘障人士在內的很多人。這讓我取得了巨大成功，也讓我在美國建立起了名聲，我也因此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信任。這也許是我能順利采訪的原因。

　　到現在為止，我來中國有100來次了，我一直致力于介紹一個真實的中國，也常在美國媒體上介紹中國。而在這本書中，我不僅是向世界講述中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的想法，我更向世界展示的是一個復雜的、多元化的中國。我不僅采用了過去我很多年來的采訪成果。同時我還為這本書專訪了一些中國領導人，豐富了中國的形象。

　　《國際先驅導報》：您是如何具體挑選您的采訪對象的？經過這一系列高層的采訪，中國領導人給您什么樣的印象？

　　庫恩：其實你也知道，在中國這么多年以來，要談論中國領導人的整體形象，是比較困難的。我一直致力于介紹中國領導人是有個性的、真實的人，而不是千人一面的。

　　世界對中國的主流偏見是中國是一個單一化的形象，對中國人的印象更是如此。我要介紹的是中國的多元化和復雜性，我跟很多中國領導人有接觸，他們有自己的個性、興趣和藝術愛好，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主要目的是展現中國領導人的不同面貌。

　　對高層領導人的集體概括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我認為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最高領導人，他們的才干、智慧和教育背景，在世界范圍里都是最優秀的。我注意過他們的教育背景，習近平和李克強都有博士學位。還有的領導人，他們原來接受的是科學教育，是工程師，后來學習了法律和經濟知識。有的領導人則在幾個地方省份有過豐富的管理經驗，比如習近平曾經在福建、浙江和上海任職，李克強在河南和遼寧管理過幾千萬人口，他們有著豐富的職業經歷，在世界范圍內也屬于最優秀的領導人之一。

　　對于其他領域的領導人，我也一直致力于介紹他們的真實個性。比如在農村改革，我跟中國社科院張曉山和陸學藝兩位農業問題頂尖專家有過深談，他們經歷了文革和改革時期，對中國農村改革有深刻了解。在衛生領域，比如黃潔夫副部長，我本身學生物科技，所以我很能理解他在衛生醫療領域的成就，他很有才干，一直致力于醫療改革。

　　再就是國務院新聞辦主任王晨先生，他曾是一個出色的記者，在跟他的交往中，我學到了很多知識。還有一個例子，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冷溶主任，我之前對中國的政治理論沒有什么了解，可以說他是我在這方面的老師。我跟很多領域的領導人有很深厚的友誼，我很榮幸能成為他們的朋友，他們也是我人生經歷中的寶貴財富。

　　談采訪：我拿到了第一手資料

　　“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這些一手的材料，對于我來說很重要。”

　　《國際先驅導報》：除了采訪外，您寫作《中國30年》這本書的主要資料來源有哪些？

　　庫恩：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不太愿意把所有這些稱為“采訪”，我更愿意稱為“討論”。我是一位嚴謹的作者，在中國不同領域的領導人、普通人如士兵、工人，我都有過接觸。這為我理解中國提供了一個深厚的背景。我在思考中國領導人是如何想的時候，是基于我對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民眾的理解。

　　除了跟領導人一起討論外，我還在中央文獻資料室獲得了很多新解密的黨內文獻，這給我提供了這本書的歷史背景。有些領導人已經去世了，我可以利用獲得的第一手的回憶錄和談話錄。這也是我另外一個資料的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能具體舉個例子嗎？

　　庫恩：比如鄧小平在1978年底的講話稿，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講話之一。我得到了當時講話稿的起草者之一于光遠提供的一些資料，他們是如何起草講話稿，當時有哪些會議、進行了哪些討論。在我看來，這份材料十分重要。

　　還有鄧在上世紀80年代以及1992年的兩次廣東之旅。當時有位官員一直陪伴鄧在廣東的行程。他最后寫了一個很詳細的回憶錄，幾乎是詳細到了每分鐘。這個材料非常豐富，由于篇幅有限，最后我只使用了一部分的材料。我得到了一手的材料，所有這些一手的材料，對于我來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