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泰富與銀行簽訂可贖回遠期合約，致虧147億港元，這可能是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外匯衍生品市場上最大一宗虧損案例”，有專家向記者透露，“中信泰富作為一個老牌的紅籌企業，炒匯虧損，也許只是第一個案發者。”

　　去年10月23日，里昂證券發布一份研究報告，列出了該公司跟蹤的所有境外中資公司，除中信泰富外，還有中國中鐵、中國鐵建、湖南有色、中國高速傳動等，均被指存在較大外匯期貨衍生品風險。

　　幾年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總裁陳久霖，違規炒期貨造成5.54億美元巨虧，國儲期貨劉其兵倫敦炒期銅，惹下大麻煩后神秘失蹤，至今定格在國人心中。

　　企業高管境外“賭”期貨沒有制約

　　“境外中資機構在期貨交易中屢屢犯險，深陷雷池，給國家造成巨大損失，問題何在？”廣東廣大律師事務所張平認為，法律的缺失是最為重要的因素。現在走出去的企業會越來越多了。而在海外進行數額巨大的收購或投資，因付款時間較長一般多采分期付款，必須考慮本幣及執行貨幣匯率的不確定性，為鎖定成本，一般都會進行外匯衍生交易。而手握重金的境外中資機構，往往很難拒絕資本市場投資的誘惑，超出主營業務所必需的金額限度，采用杠桿式復雜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但是，“過于復雜的衍生產品因其創新過快，遠超現有監管體系框架，多在場外進行，非標準化且極不透明，剛剛走出去的中資機構，在這種高風險的衍生品市場上絕大多數都是門外漢。”張平分析說，“一旦投資失利，再經杠桿式放大后，所造成的損失往往無法想象。”

　　中國人民大學劉俊海教授說，“中信泰富事件使我們反思，我國存在著賭博基因，很多人都有賭的心理，防止一些手握重金的公司高管去憑運氣做期貨，必須依靠制度約束。”

　　現行法規規定都疏而又漏

　　據張平介紹，我國對境外中資機構投資的規定，已有《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暫行辦法》、《境外國有資產產權登記管理暫行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外經貿境外企業審計監督暫行規定》等五個部門規章。

　　“但是，依9年前出臺的暫行辦法為基礎形成的法規體系，過于原則、粗放，主要規范的是實業投資，沒有充分考慮到套期保值期貨等金融產品投資，無法規制復雜的金融衍生產品投機行為。”

　　去年10月份出臺的《企業國有資產法》，作為國有資產管理體系中最高階位的上位法，同樣是一種典型的實業投資管理模式，不適用于金融產品投資，而且也未對套期保值等金融產品投資作出明確規定。

　　作為直接調整期貨交易的行政法規，2007年4月國務院發布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主要規范的是境內期貨交易，對于境外中資機構進行期貨交易如何監管只字未提。”張平如是說。

　　可援引的法律規范效力太低

　　張平告訴記者，“目前可援引的是，我國1998年8月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期貨市場的通知》，規定對確需利用境外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的少數進出口企業，由證監會會同國家經貿委、對外經貿部門等進行嚴格審核，報國務院批準后，頒發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同時明確，取得境外期貨業務許可證的企業，在境外期貨市場只允許進行套期保值，不得進行投機交易。”

　　張平分析說，“這個通知主要是通過對經營主體資格的限定來規范的。設定準入門檻、持續監管、只能進行套期保值，是這個通知最重要的特征。但是這份通知至多只是一份規范性文件，效力太低，其權威的缺失自然導致其未能被嚴格遵守。”

　　應制定專項管理辦法

　　張平認為，制定《境外國有投資中資機構期貨交易管理辦法》，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境外國有資產管理法律體系，已是一項緊急而重要的任務。

　　針對這部法規，張平提出三條意見：第一是，該法要構建對實體投資實行經常性審批管理，堅決禁止投機性投資。第二是，這類交易，應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指定的境外期貨交易所進行，或委托指定的境外期貨經紀機構進行操作。第三是，強化和完善境外中資機構的公司治理，保障經常性監督和檢查得以有效執行，以通過權利制衡的設計進一步防范投資風險。

　　面對當前金融危機，他建議我國應立即網羅一批高端金融人才，在國資委組織下，設置專職負責投資風險評估的專業機構，以解燃眉之急。(本報記者 周芬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