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2009年社會和諧穩定面臨的新形勢，《瞭望》新聞周刊專門邀請長期在一線采訪群體性事件、對此問題素有研究的3位記者，請他們進行預測、分析。他們認為，2009年有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高發的年份，同樣有可能是深化改革、創造社會和諧的新契機。(《瞭望》新聞周刊1月5日)

　　回顧2008年，群體性事件恐怕是無法繞開的一個話題。從貴州甕安事件、云南孟連事件、甘肅隴南事件，再到幾個地方的出租車罷運事件等。雖然，這些群體性事件尚屬“人民內部矛盾”，但事件仍然讓人心悸，讓人為和諧社會的構建而憂慮。

　　2009年有可能是“群體性事件高發年”，恐怕不是無厘頭的臆測。概括起來，我認為主要有三點：一是百姓權利的覺醒，維權意識明顯提升。百姓權利一旦不能伸張，或被打壓，便可能異化為群體性事件。二是在改革進程中，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帶來利益的碰撞和深層矛盾的暴露。特別是以往諸多尚未解決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最終積累成民怨可能隨時噴出，釀成群體性事件。三是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一大“催化劑”。收入減少、就業難度大，將會導致社會情緒波動，為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埋下伏筆。

　　百姓不是“刁民”，這是社會共識。但不是“刁民”的公眾有的之所以成為“暴民”，與民意渠道不暢通、政府不能及時化解民怨有著很大關系。回顧2008年爆發的“官民沖突”造成的群體性事件，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一些地方發展中存在“權力金錢化”傾向，違背了科學發展的標準，侵害了群眾利益。同時，一些干部長期脫離群眾，對群眾缺乏感情，漠視群眾呼聲，導致矛盾不斷積累、激化。這正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所說：“群體性事件破壞性升級，不是因為老百姓的訴求多了，而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責任心少了。為什么干部的責任心少了？因為他們的利益不是與群眾，而是與投資者和官場聯系在一起的。看到了這一點，也就看到了矛盾的癥結。”

　　更令人憂心的是：化解群體性事件高發最有效的途徑——政府社情民意通道至今處于“腸梗塞”。1月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據最新調查顯示，96.8%的網友認為政府社情民意通道不暢通，政府反饋不及時、有推諉塞責現象、溝通渠道形同虛設。百姓和政府交流、溝通的渠道不暢通，政府不問百姓事，將百姓置于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訴、合理訴求無人滿足的尷尬境地，勢必“逼”出波及面較廣的集體無理性發泄。

　　如文章開頭所引述的，2009年可能是群體性事件高發年，但也可能成為深化改革、創造社會和諧的新契機。對此，筆者深表贊同。既然矛盾是可以預測的，并且也認識到群體性事件爆發的癥結在于基層政府。那么，最簡捷、最有效的辦法是：政府決策要民主、科學，權力必須退出市場，防止與民爭利，形成基本和諧的“官民關系”；必須建立健全尊重民意的體制與制度，不斷拓寬民意表達的渠道，集中民智、反映民意、推動民主；一些基層領導干部遇到矛盾必須戒除拖、躲、捂、推等僵硬的工作方式，防止群體性事件“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假如將群體性事件比作一場大火，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滅火的“消防隊”，而是要求基層干部用真心對待群眾，用真情撫慰情緒，用真誠面對矛盾，不推諉，不扯皮，不冷漠，將可能引發大火的“薪柴”潤濕，減少或者杜絕“小火星”燃起。誠如是，群體性事件就能防患于未“燃”。(惠銘生)